九黎甄微

作者：石朝江

梁启超曾说：“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苗族是中国最古老的土著居民之一，中国自有文字纪事以来就有关于苗民的记载。

无论是钦定的正史仰或野史，对苗民的称谓，上古时期称“东方人”“君子国”“不死国”或“伏羲太昊部族”，炎帝、黄帝、蚩尤时期称“九黎部落”“九黎部族”，尧、舜、禹时期称“三苗”“有苗”或“三苗国”、夏商周时期称“南蛮”“荆蛮”“荆楚”或“苗蛮”，秦汉以后称“武陵蛮”“五溪蛮”。虽然各历史时期称呼不同，但称呼的对象都是苗人。

马克思说过：“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历史是胜利者来书写的。中国史籍对苗人的记载，虽多有不实之词，但其历史脉络可谓是清晰的。中国史籍对于黄帝与蚩尤，虽然厚此薄彼、是非莫辩、褒贬偏颇，但如前所述，蚩尤是少昊之末，九黎之君、古天子，九黎部落是异族(苗族) 部落的基本史实，还是被记录下来了。

正是根据对蚩尤九黎基本史实的记载，才恢复了蚩尤的始祖地位。河北涿鹿才建起了炎帝、黄帝、蚩尤三祖堂，山东阳谷才建起了蚩尤陵，重庆彭水才建起了蚩尤九黎城。

但是，中国史籍浩如烟海，对九黎及蚩尤的记载，还是有些混乱的，或记载不实，或理解不同。比如：史籍有说蚩尤是炎帝之裔的。

《路史·蚩尤传》：“阪泉氏蚩尤，姜姓，炎帝之裔也。”

《遁甲开山图》：“蚩尤者，炎帝之后，与少昊治西方之金。”

《路史》、《遁甲开山图》记载蚩尤是阪泉人氏，炎帝之裔，炎帝之后。但综观中国史籍资料记载，我们认为，《路史》、《遁甲开山图》的记载是不准确的。对此，伍新福教授在《论评与考辩》中专门考证说：“从出生地和身世以及族属来看，炎帝和蚩尤，一在西，一在东，一为东夷族系九黎部落首领，一为源于氐羌的炎帝部落酋长，二者本是泾渭分明的。但由于各种文献的记载往往存在一些差别，加之研究者的理解和诠释又常各有异，致使对蚩尤与炎帝的关系出现了不同的说法。蚩尤即炎帝，炎帝乃蚩尤，合二为一，即是一说。”

伍新福特别强调说：“司马迁著《史记》，以黄帝为五帝之首，未单列炎帝与蚩尤……司马迁对炎帝与蚩尤是分开记述的，并分别记载了黄帝与炎帝、黄帝与蚩尤一前一后发生的两次大战。仔细琢磨原文，无论怎样也看不出，司马迁说的炎帝就是蚩尤，蚩尤即炎帝。从唐代司马贞作‘索引’，张守正撰‘正义’，到宋朝裴骃著‘集解’，以及后代《史记》的各种传注著，也没有任何一个人，说司马迁笔下的炎帝就是蚩尤。”我认为，伍新福教授的话说得很到位。

史籍还有说蚩尤是黄帝之臣的。齐国著名的宰相管仲则把蚩尤说成是黄帝的“六相”之首，是最大的臣子。

《管子·五行》：“昔者黄帝得蚩尤而明于天道，得大常而察于地利，得奢龙而辩于东方，得祝融而辩于南方，得大封而辩于西方，得后土而辩于北方。黄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蚩尤明乎天道，故使为当时；大常察乎地利，故使为廪者：奢龙辩乎东方，故使为土师，祝融辩乎南方，故使为司徒；大封辩于西方，故使为司马；后土辩乎北方，故使为李。是故春者土师也，夏者司徒也，秋者司马也，冬者李也。”

管仲的这一记载，用今天的白话文说就是：“从前，黄帝得蚩尤为相而明察天道，得大常为相而明察地利，得苍龙为相而明察东方，得祝融为相而明察南方，得大封为相而明察西方，得后土为相而明察北方。黄帝得六相而天地得治，可以说神明到极点了。蚩尤通晓天道，所以黄帝用他当“掌时”的官；大常通晓地利，所以黄帝用他当“凛者”的官；苍龙明察于东方，所以黄帝用他当“下师”的官；祝融明察于南方，所以黄帝用他“司徒”的官；大封明察西方，所以黄帝用他当“司马”的官；后土明察北方，所以黄帝用他当“李”官。因此，春是工师，夏是司徒，秋是司马，冬天的性质则相当于理狱的官职。”

“黄帝得蚩尤而明察天道”，且不说与大多史籍记载“蚩尤，古天子”、“九黎之君”、“黄帝擒杀蚩尤”、“血流百里”、“身首异处”等不相吻合；而“黄帝得六相而天地治”，就扩大了客观事实。黄帝之时有相吗？且不是一相而是六相。的确，黄帝战胜蚩尤，从西北部挺进中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的首次部族大融合，并建立了最初的国家模型，功劳巨大。但一些史官不顾事实，把黄帝的功劳扩大到了离奇的地步。这当然不可取，当然是不足以为信的了。

对此，段宝林教授寓意深刻地考证说：“把蚩尤的地位抬得更高了，在这里蚩尤已不只是一般的大工业臣，而且成了明乎天道的首相，使之当时的总理大臣。由此可见蚩尤地位之重要。黄帝因蚩尤而“明于天道”，说明蚩尤的文明程度比黄帝更高，很受黄帝重用。齐国人管仲如此记载，可能是齐国当地老百姓如此传说的吧。”

由于史籍记载有混乱，或记载不实，或理解不同。乃至现当代有的学人还认为蚩尤即是炎帝，炎帝即是蚩尤。比如吕思勉即说：“蚩尤，炎帝，殆即一人。”“涿鹿，阪泉，亦即一役”等。

甚至对九黎的隶属，也引起一些学人的不同理解和看法，比如：徐旭生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提出了“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论。可能是受到时代或资料的限制，徐旭生混淆了源与流的关系，误把夏商周才逐渐形成的“华夏”、“东夷”、“苗蛮”当成了三大源头。并将蚩尤归在“东夷”集团，而又将苗民归在南方的苗蛮集团。他把夏商周的“五方格局”中的“华夏”、“东夷”、“苗蛮”当源头，而对同时期的“西戍”、“北狄”没有交待；他还说：“少皞既属于东夷集团，蚩尤就不能属于其他集团。”他列举了蚩尤只能属于东夷集团的若干证据，他强调说：“关于蚩尤属于东夷集团的问题，我觉得已经不很可能有其他的看法。从前人把他归于苗蛮集团，纯属误会。”也就是说，徐旭生认为蚩尤与苗蛮集团没有任何瓜葛。这就割断了苗族发展的历史，否定了蚩尤是苗蛮集团即现代苗族的祖先。

随着研究的深入以及考古资料的发现，笔者认为，中华民族可考的历史源头主要有两个：一是上古时期居住在我国东部的“东方”人或“东蒙”人，一是上古时期居住在我国西部的“西羌”人或“氐羌”人。“东方”人或“东蒙”人是源头，其后裔“东夷”、“苗蛮”是源流；“西羌”人或“氐羌”人是源头，其后裔“炎黄”、“华夏”是源流。不要把中国古人类群团出现在历史舞台的先后顺序弄颠倒了。

现在是越来越清楚，“炎黄”源自“西羌”或“氐羌”，“炎黄”时期还没有“华夏”。“华夏”是黄帝打败蚩尤入主中原后，至大禹打败三苗建立夏王朝，才逐渐地形成“华夏”“诸夏”等概念，“华夏”居中原、中土，而把居于四方的人群称为“东夷”“南蛮”“西戍”“北狄”，才形成了“华夷五方格局”的概念。“华夏”在“西羌”甚至在“炎黄”之后，“华夏”只是源流。徐旭生把“华夏”当源头，必然形成对上古历史的诸多误判。

蚩尤九黎源自“东方”人或“东蒙”人，蚩尤九黎逐鹿中原失败后，一部分南下建立三苗或三苗国，至夏商周时被称为“南蛮”或“苗蛮”。“东方”九黎人未参战未南下的那一部分，至夏商周时被称为“东夷”，春秋战国前后，“东夷”全部地融入了华夏族。“东方”人或“东蒙”人是源头，其族裔“东夷”“南蛮”是源流。“东方”人“九黎”人是 “东夷”和“南蛮”共同的祖先。夏商周时被称为“东夷”的人群，与“南蛮”“苗蛮”同源共祖，他们有着共同的祖先。

徐旭生误把夏商周才逐渐形成的“华夏”、“东夷”、“苗蛮”当源头，所以才得出了“少皞既属于东夷集团，蚩尤就不能属于其他集团。”“从前人把他（蚩尤）归于苗蛮集团，纯属误会”的错误结论等。并且，“三大源头论”大大地缩短了中国可考的历史。

又比如，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说：“居住在南方的人被统称为蛮族，其中九黎族最早进入中部地区……蚩尤是九黎族的首领……” 怎样理解和对待范文澜的这段话？我认为，范文澜也是按照夏商周时期“五方格局”的人群分布来说这段话的，他说：“居住在东方的人统被称为夷族……居住在北方、西方的人统被称为狄族、戍族 ……居住在南方的人被统称为蛮族……”范文澜大历史学家的话也陷入矛盾中。

按照范先生的这段话，似乎苗族发祥于南方，蚩尤率领的九黎族由南方最早进入中原，这与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记载不相符。是错把“三苗”后的苗区当作“九黎”的苗区了。诚如我们在前面引证伍新福在《论评与考辩》中说的：“目前还没有任何资料可以证明，蚩尤九黎部落是发迹和首先生活在南方长江流域。” “而绝非蚩尤九黎部落从遥远的南方，跋涉北上，去同炎、黄部落争夺华北平原。”

范先生说的“蛮族”时苗族的先民已经居住在了南方，但首领早就已经不是蚩尤了。蚩尤是九黎部落的首领，“蛮族”或“苗蛮”“南蛮”是九黎部落战败后南迁的那一部分的后裔，蚩尤在逐鹿中原时被杀，怎么又成为几百年后“蛮族”或“南蛮”的首领呢？

总之，中国史籍记载的蚩尤九黎，大多还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也有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学人的研究与考证，虽有不同的理解和诠释，但主流上还是认为蚩尤是九黎之君，九黎部落是异族(苗族)的部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