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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 贵州省苗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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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定发:再建议要下大力深化苗族历史源头的研究
作者:潘定发 来源:本站原创 日期:2019-06-06 阅读:3901

再建议要下大力深化苗族历史源头的研究

潘定发

我十分高兴地看到了资深的苗学专家石朝江老院长于2019年3月25日在《三苗网》和2019-3-31在《中国苗族网》上发布了《也谈苗族的历史框架(之一)——与潘定发先生商榷》的文章(以下筒称《石文(一)》)。接着在《三苗网》发布了《石文(二)》和《石文(三)》。这次围绕我的两拙文《试谈苗族的历史框架》 (载《中国苗族网》)和《苗族历史源头研究回顾》(载纳日碧力戈、张晓主编的《苗学研究回顾与展望》)而进行学术爭论,我是十分高兴的!目的是为了深化苗族历史源头的研究啊!

首先,3篇《石文》纠正了我在两拙文中的一些错误,我一定知错则攺,跟着真理走的!

我在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苗学研究专业委员会2018年11月学术年会上曾写过一篇拙文《建议要下大力深化苗族历史的研究》(详见论文集p1)。看了3篇《石文》后,我还是以《再建议要下大力深化苗族历史源头的研究》为题写拙文以回谢资深的苗学专家石朝江老院长,以进一步求教于您和其他苗学专家!

据我目前的所知:有关苗族历史框架的表达式主要有3种:

1、絕大多数的专家学者都是保持1985年《苗族简史》陈述的“九黎、三苗、南蛮、荆蛮之间有着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1]而写为:“九黎、三苗、荆蛮与苗族一脉相承”或为“九黎、三苗、荆蛮、武陵蛮、五溪蛮与苗族一脉相承”。

2.2012年10月石朝江先生在上述表达式“九黎”之前先是加了“伏羲”[2]后来将“伏羲”改为“东蒙”。因为石先生认为东蒙=伏羲=太昊。

3、潘定发在2010年11月贵州省苗学会年会上发表了《试淡苗族的历史框架》中提出:苗蛮族团[…… 燧人氏(黔东南苗族称为火耐氏)→伏羲氏(黔东南多数苗族称为姜央氏)]→蚩尤九黎→三苗(苗族在此时代中晚期形成),苗族操苗语三大方言分布在中华大地上,还有近300万人迁居外国(笔者按:其中的火耐氏和姜央氏只列了中部方言区的;另两个大方言区也许或无或另有相应时代的称谓,敬请相应补充!)。

2014-9潘定发在《苗族历史源头研究回顾》中“……苗蛮族团”之前加了“某支古猿人”

上述3种表达式的区别:1.苗族的最早主干源头分别在“九黎”、“东蒙”和“某支古猿人”时代.2.苗族形成时代分别于荆蛮或五溪蛮(前2种)和三苗的中晚期。其余“九黎、三苗”相同。

我潘定发在上述拙文《建议要下大力深化苗族历史的研究》中写过:1.作为基层的苗学会会员,对苗族历史研究重要性的感受最深刻(因经常会遇到一些游客和人类学民族学的学者来到基层旅游问及苗族的历史源头、苗族形成时代等苗族历史框架及其苗族文化的历史上限和苗族重要历史人物等等一些问题。如前些年著名学者余秋雨先生就向西江小女孩问蚩尤与苗族历史关系的问题。),但手中汉文史料和考古资料又十分缺乏,本地的苗族心史资料也有地区的局限性等等。正如《石文(一)》所说:潘定发先生可能有些孤陋寡闻。实际上,我是真的孤陋寡闻而不是可能有些孤陋寡闻。

因此基层会员十分期盼工作在上层的苗学专家学者(我们知道你们承担上级布置的非苗族历史研究的课题太多!)应挤出业外时间与精力来进一步下大力深化苗族历史的研究。笔者认为,石朝江老院长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只有上层的苗学专家学者都主动深化研究和主动进行学术交流,才会尽早使大家取得相对准确的共识。

这种渴求,我早在2010-6-20出版的2010年第2期《苗学研究》p41上的拙文《致<苗学研究>和<中国苗族网>的函》中也曾表述过:1.县苗学会的会员生活和工作或劳动在基层,他们直接与苗学研究的对象即苗族群体接触。比起大都市里的苗学研究者尤其是国外的人类学专家千里迢迢来苗乡进行苗学研究具有天然的优势。因而县苗学会对苗学的研究显得格外重要。但会员末经正规学习有关基本知识的训练,汉文史料和必要的民族学期(书)刊又极度奇缺。因此,希望你们多给予指导。2.建议(贵刋)要有计划地组识稿件;(上层资深的)苗学专家应带头赐稿.3.有计划编发或从来稿中对一些尚未共识的问题而持有不同观点的文稿。有针对性组织集中对某一重要且急需解决的问题展开讨论。坚持党的“双百”方针,这是促使持不同观点的人们进一步对该事或人进行深入研究的强劲动力。目的是为了尽早统一对某一同事或同人的共识……不讨论,对某些同一事或人的看法,只能会是各唱各的调,各敲各的锣。别人到底听谁的呢?……都需要有人在《苗学研究》和《中国苗族网》这两个平台上首先发话(即使第一个也是讲错话,大家又来纠正嘛!)和组织讨论啊!要敢于刊发这类(意为即使有错)“抛砖引玉”的文稿。真理会在争议中显现。

说实在,我们基层的苗学会会员的所谓进行苗族历史研究,实质就是学习和宣传上层的苗学专家学者的苗族历史研究的成果! 会员几乎全是来自非哲学社科专业的不同专业之基层人员。进行包括苗族历史研究在内的苗学研究纯粹是出于民族感情,与职称晋升与科研经费无关!因而不会有心有能力有资格自以为“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因而要写什么“另起炉灶”、“标新立异”、“宏伟远大”等等的文章。当然由于孤陋寡闻,判定正误力差等等,也可能事与愿违,写出别人尤其是专家学者一看便可评定为“不着边际”、“不可思义”、“假、大、空” 、“诳人日论” 、“天方夜谭”等等的文章来。这我接受批评,知错则改!

我们的所谓苗族历史研究的文章是综合摘抄上层的各族苗学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和考古资料及整理苗族心史资料!综合摘抄中也有对有错或全错了的,因为这些资料本身有错或我们理解错而误为正确的!

笔者在上述拙文《建议要下大力深化苗族历史的研究》中还说:由于苗族古代没有本族通用文字记载自已的活动及其思想的历史(现补:这是苗族的最大最根本悲剧,导致写苗族源头史最难!),因而研究苗族历史除了依据苗族口碑资料和不断发现的考古史料外主要依据汉文史料和接受各族学者尤其是著名的汉族出身的史学家的研究观点,而他们的观点又往往不很统一(笔者现在按:这些汉族史学家记述苗族历史也有对有错,而我们的判断水平有限因而也就有对有误。我们苗胞,有的只读到甲老师的书,有的则为乙老师,有的为丙老师)。这就造成了苗族出身的学者之间学术观点的不太统一的主要原因。例如我一直认为梁启超、徐旭生、范文澜先生是正确记述苗族历史的权威史学家!孙中山先生曾支持提倡没有苗族在内的“五族共和”,而梁启超先生早在之前就承认中华民族中有苗族在内的十几个民族!因而也就把梁启超、徐旭生先生提的“苗蛮”视为苗族的历史源头! 据《石文(一)》说,原来是梁启超、徐旭生、范文澜(南方的蛮族)有关“苗蛮”观点是错了!是我潘定发误读了!

为了让大家了解我作为一位基层的苗学会会员写出被《石文(一)》定为自以为“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因而要写什么“另起炉灶”、“标新立异”、“宏伟远大”等等的文章。当然由于我孤陋寡闻,判定正误力极差等等,也就事与愿违,可能写出别人尤其是专家学者一看便可评定为“不着边际”、“不可思义”、“假、大、空” 、“诳人日论”、“天方夜谭”等等的上述关于苗族历史框架的文章的思路。以便让大家知道和更让我知错在哪里及让其他基层同事不要再犯我类似错误。那就要让大家费时来知道我写苗族历史框架的思路历程吧!

我是一名非哲学社科专业的基层人员。只在上学时极表浅地学了一些哲学常识:人类对自身历史的认识和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类思维的认识一样也是有一个由现象到本质,由浅入深,由局部到全体,由不太正确甚至是错误的认识到比较正确再到基本正确的认识过程。而且认识还在不断地深化着的。因而我们对苗族历史的认识也还在不断的深化中,认识才能不断地接近苗族历史的真实。因此在认识过程中开始有一些不正确或不太正确的认识是难免的。包括苗胞在内的人们开始对某些同一事或人的看法往往是有两种以上的不同看法,这是十分正常的亊。不同的看法正是促使持不同观点的人们进一步对该事或人进行深入研究的强劲动力。

笔者还认为:我们在书写自己民族历史时,一定要实事求是,要崇尚历史真实!要有严瑾的求实科学作风。但不要死守前人的认识水平,还要深化。自然,现在认识到什么程度就暂时写到什么程度!不要把包括苗族历史在内的中国历史的上限说死!要留有时空。有些问题只能留待考古史料来充填,有错处由它们来纠正。因为人们对事对人的认识还在不断深化中。

笔者认为,要写苗族的历史框架,至少要解决以下问题。

(一).苗族的最早主干源头到底在哪里

关于苗族的最早主干源头,从笔者有限的所见来看,目前大体有三种观点。

1、苗族的最早主干源头同时在两大江流域

1985《苗族简史》在(一)族源款中这样陈述的说,苗族的最早主干源头既是在長江中下游流域又是在黄河下游流域。

以后的绝大多数学者和志书报刊文章都按照《苗族简史》的上述观点记述。这样,苗族的第一次大迁徏,只是北方的苗族先民迁入南方的苗族先民里。

潘按:的确,《苗族简史》也是这样说过:“都说蚩尤是九黎之君。他们借助优越的地理条件,不断地辛勤开拓,使生产力不断提高,社会经济不断发展,一跃而成为雄居祖国东方的强大部落。”

2、苗族的最早主干源头在黄河下游流域和东南部

有相当一部分苗学专家学者认为:苗族最早先民是北方人。是东夷人。先是在北方黄河下游流域发展而后被炎黄最后打败后南下到长江中下游流域。笔者列举了苗学专家伍新福先生的一文《东夷、南蛮与苗族》[3]为例子。但是伍先生也承认说:“苗族最早是源于北方,还是发自南方,中国史学界历来有不同观点。”石朝江先生有时讲苗族最早先民在黄河、淮河和长江的入海口处,有时又讲在东南部。这次石朝江先生在《石文(三)》中说:他同意伍新福教授在其《论评与考辩》(我未读到伍教授此文) 中说的“是以九黎原本就生活于黄河下游和东部平原为据,认为九黎属东夷集团,南下后的三苗则属于南蛮范畴,即苗族先民是先属于东夷,后归入南蛮……”

笔者建议石朝江先生应把东南部的地理经纬度大致标出为最好!

石朝江先生在《石文(二)》中提出关于伏羲与太昊是否同一的问题认为:潘定发先生之所以比较固执,认定苗族的祖源故土在南方,是由南方的某支古猿人繁衍发展而来。这除了他误读相关大师的论述外,他还有一个理由,就是认为伏羲与太昊不是同一的。太昊是北方人士,而伏羲是南方人士。

《石文(二)》:在我国学术界,确实存在着伏羲与太昊是不是同一的争论。但根据我掌握的资料,不仅中国史籍记载伏羲与太昊同一的是主流,而且学人研究考证认为伏羲与太昊同一的也占主流。比如,郭沫若在《中国史稿》中说:“太嗥(太昊),号伏羲氏。据说:‘伏羲作卦’,已是父系氏族社会的事了……传说太嗥是风姓,应同九夷中的风夷有更直接的关系。风夷在夷人氏族部落中居于首要地位,因而太嗥又是所有夷人想象中的祖先。”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也说:“居住在东方的人统被称为‘夷族’。太嗥是其中一族的著名酋长。太嗥姓风,神话里说他人头蛇身(一说龙身),可能是以蛇(或龙)为图腾的一族。”

笔者潘认为:范文澜先生在1964-9版《中国通史简编》P89中说(大意):太嗥是东夷中一族的著名酋长。而伏羲却是一个时代,也就是说,范文澜先生并不同意历来主张的伏羲=太嗥的观点。

《石文(二)》接上说:虽然郭沫若、范文澜的叙述带有“华夷五方格局”的痕迹,但还是可以看出,郭沫若、范文澜认为伏羲与太嗥是同一的,是居住在东方被称为“夷族”或“夷人”的祖先,而不是纯粹的华夏族的祖先。他们所说的“东方夷人”、“东方夷族”,都是指向7000多年前的“伏羲太昊部族”,而不是指夏商周时期的“东夷”。夏商周时期的“东夷”是没有太嗥的著名酋长的。

《石文(二)》接上说:我是赞成伏羲与太嗥同一的,在我的著作中,就直接表述为伏羲太昊(嗥),并认为伏羲太昊时代是苗民的启蒙时期,也是中华民族的发轫时代。学术研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们并不要求潘定发先生也赞同伏羲与太昊同一,而是说他以此来认定苗族的祖源故土在南方的理由并不充分,而且他不应该指责“为什么一些史学家(包括部分苗学专家) 仍相信伏羲等于太昊的错误观点呢?”并指名道姓说:“目前,有许多史学家和伍新福的观点一样,认为:伏羲等于太昊。即认为二者是同一个人或同一族群名,为今山东一带人士。” 并质问道:“伏羲真的等于太昊吗?” 他讲了一通伏羲不等于太昊的理由(文字长不再引)。在我看来,这理由也是不充分的。建议读者不仿也把潘先生的《苗族历史源头研究回顾》找来读一读。

笔者潘认为:限于篇愊我只列在2010-11写《试谈苗族的历史框架》如下说:为何有人把伏羲氏的原始居地本在南方而误说成是在黄河流域如是山东某地或河北某地去呢? 笔者初步认为:一是苗蛮族团中的一部分人比神农族团、炎帝族团和黄帝族团最早进入中原,是苗蛮族团人把关于伏羲和伏羲妹或者伏羲和女娲的故事流传到后来和蚩尤九黎族团有交往的炎帝、神农和黄帝三族团和东夷、其他氏族和部落中去有关;二是正如徐旭生先生所指出的:自从汉代刘歆用比附《左传》与《周易。系辞》的办法把伏羲与太昊(笔者潘按:太昊属于东夷集团)说成是一人(见上述徐氏的书《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第65页);陈连开先生在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书的第79页上也说:“先秦文献,伏羲与太昊完全是不相关的神或人,《世经》(刘歆著)始将二者合为一位,作为始以‘木德王’有天下而列于三皇之首。故后世考伏羲地理,多依太昊遗裔分布与关于太昊活动范围而推论伏羲的神话源于山东泰山以北以西今豫东鲁西北地区。”现在有许多苗学专家仍持伏羲=太昊的错误观点和神农=炎帝的错误看法(刘歆始为),导致了许多关于苗族历史的误读。

笔者潘认为:作为一名两手空空的基层的苗学会会员,如果大家驳倒徐旭生和陈连开两先生的观点并都同意了伏羲=太嗥的观点。我还有什么不同意的呢?跟着真理即真实走就是!

按理:《石文(二)》应先去或只去问徐旭生和陈连开两位:是否真的是先秦文献,伏羲与太昊完全是不相关的神或人,《世经》(刘歆著)始将二者合为一位……上层的苗学专家反过来质问基层人员,就不怕别人笑话吗?除非是潘定发摘抄徐陈二先生的原文错了或无依据的编造!

3、苗族的最早主干源头在长江中下游流域

中国有部分著名史学家却是这样记述着苗族的源头是在长江中下游流域的:

(1)我看到徐旭生[4]、范文澜[5]关于苗族的最早主干源头在長江中下游流域的观点(徐称为“苗蛮集团”,范为“南方的蛮族”)以后又看到梁启超的“苗蛮族”或“苗蛮组”。这些观点先讲在1985年10月出版的《苗族简史》之前,我自然会傻问:《苗族简史》当年为何不采纳梁徐范等几位著名史学家的观点呢?是不相信三位的观点?只好采取住在两大江流域的折中办法? 我这傻问真如《石文(一)》所说我是在批评和指责《苗族简史》了吗? 请放心!我不会批评和指责《苗族简史》的!也许他们早就问过梁徐范!

(2).因为笔者又看到了三位苗族出身的专家学者和其他民族出身的专家学者和某些考古史料也持苗族的最早主干源头在长江中下游流域的观点呀:

(a)、20世纪50年代苗学先驱梁聚五先生在其著《苗族发展史》第二篇第二节引用了中国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简编》旧版本上的说法[6]。并赞同范文澜先生关于苗族的最早居地是住在南方即长江中下游流域,然后才有一部分九黎人北进到黄河流域发展之观点的(详见原拙文)。

 (b)、参加编写1985年版10版《苗族简史》的苗学专家李廷贵先生于1996年10月在其与他人合著的《苗族历史与文化》的《叙论》中说:“苗族的发祥地是长江中下游,对初步开发长江流域起过很大的作用。上古之世,苗族曾四向发展,到达黄河下游与东海之滨。”(p1)也参加编写1985年版10版《苗族简史》的苗学专家周光大先生在上述《苗族历史与文化》第一章也说:“许多历史事实表明,九黎是南方最早最大的部落联盟”(p18)“蚩尤是九黎部落联盟的首领。”(p18)“‘九黎’是我国古代传说中的三大部落联盟集团之一。”(p18)周先生又说:“长江中游一帶应是苗族最早的原始居地。”(p441)笔者认为这本书是同意了梁启超、范文澜、徐旭生等史学家的观点的。

   (c)、2007年冬吴荣臻总主编在《苗族通史》第一册的导论部分在论及苗族多元一体论中说[7]:历史上庞大的苗蛮集团,绝不是由某一对公公婆婆生的儿女或由某一个氏族发展而成的,而是主要由长江流域格聚的若干块地方和若干个氏族部落经几万年乃至几十万年长期生活,劳动,相互往来,逐渐融合而成的。吴先生又在上述第一册第109页上还说:在我国南方旧石器时代发展形成的晚期智人,应是祖祖辈辈生活在我国南方各民族的共同祖先,当然包括发祥并祖祖辈辈生活在长江流域、淮河流域的原居民---苗蛮集团的直系祖先(这是王朝文老省长等领导审阅过的书)。

(d)、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叶舒宪[8]等人撰著的《山海经的文化寻踪》(上、下册;2004.4.版)一书中有一小标题写为“蚩尤不出于东方而原住南方”。接着叶氏等人说:与黄帝对抗的是南方的蚩尤。这一“南北冲突”是上古史一大事件。古代文献里,蚩尤一直被认为是南部中国、九黎-三苗集团的祖先。疑古学派兴起后,渐渐认定蚩尤属于东方集团,而否定古籍上很可靠的“南方说”。

(e)、在湖南省新化县与安化县接壤的大熊山东南麓(属于冷水江市地域),有“蚩尤屋场”。它记录在一块墓碑上。碑立于1927年冬。碑文共400余字,记载此地是蚩尤的出生地。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于2006年9月30日作出了《关于同意命名湖南冷水江市为“中国蚩尤文化保护基地”的决定》[9]。笔者潘认为:即便蚩尤不在此地而是在北方出生,也说明了蚩尤是南方籍人氏。有人立碑在1927年这个年代的社会氛围本身就说明了蚩尤的祖籍确实是在南方的问题。

(f)、2012-09-06 在中国民族宗教网上刋发《张家口逐鹿三祖文化、合符文化》一文中说:······回顾中华文明初创,炎黄部落处黄河流域,代表大汉族文化,而蚩尤居南方,代表九黎、苗族等少数民族文化,5000年前,战争的性质是部落间融合,而非国家性质。事实上,中国多数的史学家都把九黎人以及出身于此族团的蚩尤确定为南方人即长江中下游流域的人氏。     

(j)、河姆渡遗址考古队等有关単位经研究认为蚩尤为南方人士。理由主要有:根据现在所知的出土考古资料,上古鸟纹,所见最早的是在河姆渡文化遗址。河姆渡文化距今有7000多年历史,遗址中出土日鸟合璧的文物和稻谷遗物及其先于北方 等,再结合甲骨文有这么一个象形字;“■”上面二只角,一只眼在中,下面是人操干戈的形状。篾字在甲骨文字中有从禾。《广韵》引庄子言:“篾”是稻名。 而稻作起源于河姆渡文化。给“篾”添禾,也证蚩尤来自江南。山东曲阜附近,春秋时期还有“故篾”的地名,是后人纪念蚩尤的,是他把稻作文化、鸟文化带到中原。黄帝和蚩尤的争斗,使长江和黄河之间各个水系的文化,得到充分的交流,对后来影响深远,促使长江、黄河逐渐形成一种精神的共同趋向。
  (k)、蒋南华先生在为石朝江先生的《中国苗学》作序中也说:早在六七千年以前,苗族先民即在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种水稻……(他未提在两江)。

目前我是同意并持长江中下游流域观点的。苗族的先祖在一万多年前就作为中国人最早培育了水稻。因此才被史学界说苗族是最早培育水稻的典型农耕民族。近些年考古发现100多万年前浙江一带就有古人类活动(潘按:当然还有别的南方少数民族先民)。

(l)、石朝江先生有时也同意类似范文澜先生的观点:例如他于2008-11在其名著《苗学通论》p143倒数13行上说:苗族祖先至少在1万年前.即生活在中国扬子江(即长江) 、淮河流游的广阔地区了。又如在p212顺数11行上说:…..而蚩尤是占椐以江淮地区为主的九黎部落集团大酋长……接着在该页的倒数10至7行征引了范文澜先生的那段关于苗族的最早居地是住在南方即长江中下游流域,然后才有一部分九黎人北进到黄河流域发展之观点的。石朝江先生于2015-7在其又一名著《苗学通论续论》P14第4行至5行也讲类似梁聚五先生征引范文澜先生的那段话。在P9上列有小标题: “苗族先民最早进入稻作生产时代”这可是1万年前啊!另外贾湖文化的上限也是9000年。为何石朝江先生却把苗族的历史上限只定在7000年内呢?是怕别人骂“宏伟”而自谦地取“渺小”一点的数字吗?

《石文(三)》又说:我们特别注意到,潘定发先生在 “九黎人后来分多批进入中原”和“很大一部分分批北进中原”的后面都打了省略号,到底是怎样分多批进入中原和很大一部分分批北进中原的,潘先生却没有说(潘按:是的,应该猜测是分多批进入中原而无法确知次数,正如苗人进入黔东南也是分多批从数条路线进入的而不是同一批同一条路线进入的一样!打省略号表示到中原后又与炎黄斗打败仗又返回长江故地) 。

《石文(三)》又说:总之,《苗族简史》、《中国苗族通史》等,都不认为九黎是从南方北进中原的。苗族的“焚巾曲”、“指路歌”是操度其亡灵回东方与祖先团聚,而不是操度亡灵回南方与祖先团聚……我认为,潘先生仅根据“范文澜早已明确:九黎是出自南方的蛮族即梁启超和徐旭生等所说的住在长江中下游流域的苗蛮集团,而后有很大一部分分批北进中原”,这是缺乏依据的(潘按:我只照范先生的讲,要问依据,只能由当年写《苗族简史》的同志去问范先生:您写苗族先民由南到北依据何在?1985年那时范还在呀)。并且潘先生进一步认为,苗族最早的主干源头是南方某支古猿,然后依次是苗蛮集团、燧人氏、伏羲氏、蚩尤九黎、三苗。我认为,潘先生给出的这一苗族发展路线图,是不可能被大多数人接受的,也很难经得住中国史学界的检验。

潘按:我写苗族的历史框架思路的确是按手头有限的有关史料来写的,致于别人甚至是苗学史学界又甚至是中国史学界是否认可那是别人的权利!作为一个基层的苗学会会员,我只能按手头有的资枓来写。为何如上写,待后到写苗族的历史框架表达式再述。

我如果知道自已错了时我是一定要攺正,跟着真理即苗族的历史源头的真实走的就是!

(二).苗蛮称谓的历史年代。

.笔者原认为:苗蛮,这是梁启超、徐旭生等史学家经常用的名称,也是符合苗族先民处于南方时发展稻作农业的名称,只是范文澜先生称为“南方的蛮族”;有个别史家又将苗蛮称为古南蛮或古三苗。因蚩尤被杀后由蚩尤九黎后裔建有三苗国,三苗国最后被禹击败之后又有史称的南蛮。前后间极易混淆,故笔者主张前者的古三苗和古南蛮均不宜再用,只宜取苗蛮族团,苗胞应来个约定俗成。意思是说,由大家来审定。

《石文(一)》说: “南蛮”即“苗蛮集团”是夏商周时才出现的称谓,夏商周时居住在南方的人被统称为“南蛮”,“南蛮”还包括有其他族群,但“南蛮”以苗民为主,所以又被称为“苗蛮”。“南蛮”中的苗民主要居住在荆州一带,所以又被称为“荆”、“荆蛮”或“荆楚”。显然,用“荆蛮”比“南蛮”或“苗蛮”更为合适。

现今看来,原来是徐旭生先生和我等人对“苗蛮集团”的历史时代的看法是错误了的或是我误解了徐旭生先生的本义。作为一个基层的苗学会会员,没有心没有力搞什么“另起炉灶”和“标新立异”的事!以后就照《石文(一)》说的去认识吧。我跟着正确者走!

(三).苗族的最早主干源头是否止于蚩尤九黎

1、目前绝大多数人认为:苗族的最早主干源头是止于蚩尤九黎时代:“九黎、三苗、荆蛮与苗族一脉相承”和“九黎、三苗、荆蛮、武陵蛮、五溪蛮与苗族一脉相承”。这表明,苗族的最早主干源头是止于蚩尤九黎。

2、苗族的最早主干源头是止于东蒙时代。笔者看见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著名的苗学专家石朝江先生在凯里召开的2012“中国贵州凯里苗族文化论坛”学术研讨会上发表了重要论文《重建苗族古史研究--兼论在苗疆腹地建立伏羲女娲陵园》。石先生在论文中认为:《三皇本纪》以伏羲女娲神农为三皇,又说:“女娲亦木德王”。因而我认为石先生是根据大量汉文史籍和伏羲女娲源自苗族之创世神话和中国上古史有三皇之首为伏羲而提出此观点的。石朝江先生后来改用“东蒙”加在九黎之前。因石朝江先生认为:东蒙=伏羲=太昊。

《石文(一)》作者此新举是否也算在搞什么“另起炉灶”和“标新立异”呢?是否也算石先生认为《苗族简史》和很多有关苗族历史及族源的书籍、史志书和苗学文章引用了这一概述也是错误了的呢?他们都无“东蒙”呀!

3、笔者于2010年冬在贵州省苗学会写拙文《试谈苗族的历史框架》时认为:根据中国上古史有三皇之说的若干种组合而选自已认为比较科学的组合应为燧人氏、伏羲氏和神农氏。

《石文(一)》又说又问:“燧人氏”不可考; “燧人氏”又是什么时候什么年代?“燧人氏”与苗族有关系吗?“火耐氏”即是“燧人氏”,这有什么根据?符合历史真实吗?学术界认可吗?

笔者在《试谈苗族的历史框架》中如下写道:

(1).关于燧人氏:我国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先生在1964年8月重版《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的第83页上说:中国古代“有所谓‘钻燧取火,以化腥臊’的燧人氏时代”。《帝国世纪》云:“燧人氏没,庖牺氏代之,继天而王,首德于木,为百王先。”;《史记·补三皇本纪》曰:“庖牺氏,风姓,代燧人氏继天而王……仰则观象于天……”;《韩非子·五蠹》记载:“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史料太多,举不胜举)。

伟人恩格斯在其著《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8月版)的第202页上指出:“摩擦生热,在实践上是史前的人就已经知道的了,他们也许在十万年前就发现了摩擦取火,而且他们在更早以前就用摩擦来使冻冷了的肢体温暖”。火给人类带来了易消化促汲收弃腥臊的“熟食”,而且给冬天和冷天带来温暖以及在黑夜带来如太阳一样的光明。因此,在中国民间中就有人便尊称发明火的人或氏族尊称为“天皇”。天者,太阳也。考古发现各地古人用自生火的遗迹太多了! “燧人氏”不可考吗?

现在也可加一些史料(不按时序排):

1.《尸子》云::“燧人上观星辰,下察五木以为火。”

2.《拾遗记》云:“遂明国有大树名遂,屈盘万顷。后有圣人,游至其国,有鸟啄树,粲然火出,圣人感焉,因用小枝钻火,号燧人氏。”

3.《古史考》云:“太古之初,人吮露精,食草木实,山居则食鸟兽,衣其羽皮,近水则食鱼鳖蚌蛤,未有火化,腥臊多,害肠胃。于使(是)有圣人出,以火德王,造作钻燧出火,教人熟食,铸金作刃,民人大悦,号日燧人。”

4.《三坟》云:“燧人氏教人炮食,钻木取火,有传教之台,有结绳之政。”

5.《汉书》亦有燧人氏“教民熟食,养人利性,避臭去毒”的记载。

7.《太平禦覽》卷八六九引《王子年拾遺記》:“申彌國去都萬里。有燧明國,不識四時晝夜。其人不死,厭世則升天。國有火樹,名燧木,屈盤萬頃,雲霧出於中間。摺枝相鑽,則火出矣。後世聖人變腥臊之味,游日月之外,以食救萬物;乃至南垂。目此樹表,有鳥若[號鳥],以口啄樹,粲然火出。聖人感焉,因取小枝以鑽火,號燧人氏。”同書卷七八引《禮古文嘉》雲:“燧人始鑽木取火……遂天之意,故爲燧人。”又有“燧人氏夏取棗杏之火”的傳說(見《藝文類聚》卷八七引《九州論》)。今河南商丘流傳有“燧人擊石取火”的活神話。

8.清末著名学者尚秉和先生说:“火自无而有者也,其发明至为难能。燧皇感森林自焚,知木实藏火,不知几经攻治,几经试验,始钻木得之。其功又进于有巢,而即以是为帝号,可见当时之诧为神圣,而利赖之深矣。”又说: “或谓火化而食始于庖羲,故以为号,岂知燧人既发明出火,其智慧岂尚不知炮食?况炮者裹肉而烧之,燎其毛使熟耳。在熟食中,燧人氏不仅发明了人工取火,而且最早教人熟食。尚先生在《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中还说:“由今追想未有火之先,凡肉皆生食,其有害于人而夭折者,不知凡几,且不知味。及得熟食,肉之腥臊者忽馨香矣,草木实之淡泊寡味者忽甘腴脆关矣,水之冰者可燠饮,居之寒者可取温矣。至黑夜燔柴以御虎豹,犹后也。当夫登台传教,广播为用之时,万民之感为至粗之法。燧人去伏羲近,伏羲益发达美备耳。其创于燧人,无疑也。”尚秉和先生认为,戴庆幸为何如,真惊天动地之伟业矣。既有火则可冶金作刃及他器用。未有火之先,凡器皆以石为之,今所谓石器时代也。”
 9.在商丘市城西南2公里处有燧皇陵,相传就是燧人氏的葬地,其冢高约7米,周围松柏环绕。冢前有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俞伟超先生的手书碑刻及后世刻的石像生,是人们为纪念燧人氏而立的。
10.著名史学家郭沫若先生主编的《中国史稿》中说:“人工取火的发明,对于远古人类的生活无疑起了极为重大的作用,引起后人极大的重视……这样的传说固然夹杂着后代的生活内容,蒙上了神秘的外衣,但它依然反映着朴素的远古人类生活的史实背景。”

11.赵朴初先生曾作诗道:“燧人取火非常业,世界从此日日新。”

12.恩格斯又说:“就世界的解放作用而言,摩擦生火还是超过了蒸汽机。因为摩擦生火第一次使得人支配了一种自然力,从而最后与动物界分开。”是的,人工取火的发明结束了人类茹毛饮血的时代,开创了人类文明的新纪元。所以,燧人氏一直受到人们的敬重和崇拜,并尊他为三皇之首,奉为“火祖”。

《石文(一)》又问: “燧人氏”与苗族有关系吗?“火耐氏”即是“燧人氏”,这有什么根据?符合历史真实吗?学术界认可吗?

笔者在《试谈苗族的历史框架》中如下写道:

笔者认为苗族古歌有相当于燧人氏的火耐氏。笔者看到:1979年6月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汉族学者田兵编选的黔东南州《苗族古歌·开天辟地》里也记述在姜央(多数苗族称伏羲)之前还有一位十分可尊的火耐公。古歌中作了如下的极简要描述:“火耐老公公,心灵手又巧,用石互相敲,迸出红火苗,人人打锅灶,菜饭才过煮,得肉才过烧,吃的喷喷香,大家咪咪笑。”。老苗学专家贺国鉴先生在撰写1985年10月出版的《苗族简史·原始社会及其解体·氏族和部落》之第18页上(注3)就征引过黔东南《苗族古歌》里的这个火耐老公公的业绩。可见,黔东南苗族讲的火耐公公时代就相当于中国史称的燧人氏时代。笔者认为:在中国历史上,这是最漫长的时代。可以猜侧包括早、中、晚期。

《石文(一)》最后问:学术界认可吗?笔者认为:我是依据上述资料而写的。至于别人甚至学术界认可否那是别人的权利。例如世界级的人类民族学家费孝通先生(已病逝)和曲辰等也不认可蚩尤是苗族人民的文明先祖啊!

(2)关于伏羲氏: 我在《试谈苗族的历史框架》中如下写道:

上面已征引过的两条信息即《帝国世纪》云: “燧人氏没,庖牺氏代之,继天而王,首德于木,为百王先。”和《史记?补三皇本纪》曰:“庖牺氏,风姓,代燧人氏继天而王……仰则观象于天……”说明:在燧人氏时代之后有伏羲氏时代。

伏羲氏是代表中国的一个比较漫长的历史时代。范文澜先生在1964年8月版《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的第83页上就说:“‘易系辞传’有所谓‘作结绳而为罔罟,以佃以渔’的伏羲氏时代”。大量的汉文古籍史料显现出这个时代的特征:中国古代人群在物质生产方面已经从原先的采取游荡寻找食物活动进入了从事渔猎和畜牧业生产的谋生发展方式;在人类自身繁衍方面已开始由原始群的杂乱婚姻形态开始进入有序状态。在远古的时候,在苗族先民中流传的先祖伏羲兄妹(黔东南多数苗族称姜央兄妹)在一场灭绝人类的大洪灾之后幸存,不得不成婚育子繁衍人烟的故事传说也是对远古母系氏族婚姻的一种反映。对这一历史时代,《尚书大传》云:“伏羲以人事纪,故托羲皇于人。”后来人们因而尊称伏羲氏为“人皇”。

著名史学家徐旭生、闻一多、侯哲安、陈连开等等都持关于伏羲的远古传说,最先是从中国南方的苗族先民中流传,然后向北方和四周传播的观点。主要依据有:

a、《山海经?海内经》载:“南方……有人曰苗民……名为延维”闻一多先生在其著《伏羲考》中认为延维即是伏羲,是南方苗民之神,是南方苗蛮族团的祖先神;并收集到近50则西南少数民族关于伏羲女娲在洪水过后兄妹婚配再造人类的故事……

b、汉族学者侯哲安先生在《中国南方古代传说人物考》中说:“伏羲、女娲都是传说人物,甲骨文金文没有记载。直到战国时期著作中才把这一传说人物记录下来,(笔者按:即直到战国中叶以后才有人把在楚国的苗族民间中自古以来就一直流传着的关于伏羲女娲的故事用汉文记录下来。这就是与楚国有交往的庄周才第一个把伏羲简记在《庄子》一书中)。而苗族、瑶族则一直流传着他们的故事。这种传说不是没有根据的……江汉流域和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流传的洪水故事,以苗族、瑶族为最普遍。”

c、汉族学者田兵先生在其编选的黔东南《苗族古歌。前言》中说:“关于兄妹结婚的故事。在黔东南聚居区,兄妹结婚的主人公是姜央和姜央妹,也有的说是姜央的孩子葫芦兄妹;但云南汶山一带,流传的又是伏羲和伏羲妹或者伏羲和女娲……汉族中流传的伏羲和女娲,有的说是古帝,有的说是兄妹,有的说是夫妻。关系不很清楚。苗族中流传的却很清楚,那就是先是兄妹后是夫妻。因之,从这个故事梗概看来,好像比汉族中形成文字的故事要早,那就是说故事的流传要早于楚国时代。好像在远古时期……”(第3页)“苗族传说姜央和姜央妹或者葫芦兄妹相两相芒,或者说伏羲和伏羲妹是其祖先。”(第7页)。为什么黔东南有些苗民称为伏羲而有不少苗民却称为姜央呢?有人认为称为姜央者,可能是黔东南这支苗族在辗转迁徙中对人名口传有误或因人名隐讳、避免别人追杀之类等原因。其实姜央原本就是伏羲,或者都是同时代同一个族群的头领人物。因黔东南苗族中也有称姜央式人物为伏羲的。正如汉文古籍中伏羲又称虑戏、宓羲、炮牺等同名异写或同一人有几种异称呼一样;杨昌国、胡晓东在《试论苗族远祖传说对“盘古”神话的影响》中也说:苗族古歌中的传说祖先姜央,无疑义地也就是伏羲。(见潘定智等编,由贵州民族出版社1988年11月出版的《贵州神话史诗论文集》P136-143)。苗族先民还都说,姜央时代是远在炎黄蚩尤时代之前。

d、在操苗语湘西方言区,西部(含云南)方言区的苗族也多称为伏羲兄妹。清初陆次云在《峒溪纤志》中载:“苗人腊祭曰报草,祭用巫,设伏羲女娲位。”。1936年受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的指派,凌纯声、芮逸夫二位到湘西作苗族社会调查三个多月,后写了《苗族洪水故事与伏羲女娲的传说》。芮逸夫说:“现代的人类学者实地考察,才得到这是苗族传说。据此,苗族全出于伏羲与女娲。他们本为兄妹,遭遇洪水,人烟断绝,仅此二人存。他们配为夫妇,绵延人类。”

(3) 关于神农氏:笔者认为神农和炎帝、黄帝与蚩尤几乎是同一代(从略)。

(4).关于某支古猿人, 笔者在2010冬写《试谈苗族的历史框架》中曾写道:从大量的考古史料显示,早在400万至300万年前,在中华大地上就有古猿人即自立人的活动。历经过自立人(古猿人)、早期智人(古人)和晚期智人(新人)阶段。但起源是多源的。不是只由一对雌雄古猿人繁衍发展起来的…..。但当时未见江浙一带有古猿人活动的报道。因此那时拙文尚未列入燧人氏之前。

2014年9月在贵大召开成立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苗学研究专业委员会暨首次学术年会的论文集刊发了拙文亦即2017-9公开发表的《苗族历史源头研究回顾》(载纳日碧力戈、张晓主编的《苗学研究回顾与展望》) 。因在2010冬至2014年7月间我看到了考古发现,100余万年前浙江就有古人类活动的痕迹。我又看见网上有信息:有人研究说北京古猿人正是苗族的最早先民。因而认为苗族的最早主干源头是止于南方某支古猿人。

于是我产生了:苗族先民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更不是如西方人讲是上帝造的。这个思路错了吗?这涉及到“宏伟”和“渺小”的吗?

(四)苗族形成于何时代

为了进一步阐明清楚苗族的历史框架,关键的又是苗族形成于何时代的问题, 因为要确定苗族历史框架的下限。

1、有多种说法。但都说苗族是在“三苗”时代之后形成的。事实是,在“三苗”时代之后苗族全体先民就再也没有连成一片共同地域的历史机遇了!没有了共同地域,一个族群的人们共同体怎么会产生出一个共同认可的有共同心理素质等的民族来呢?

     2、1996年10月参加编写1985年版10版《苗族简史》的苗学专家周光大在他参与主编的《苗族历史与文化》一书中一处说:古老的苗民族和三苗国已具有民族和国家的刍型(p29),苗族在“三苗”后期形成之时(p430),恰适连续数次被华夏民族集团战败,苗蛮民族集团便发生了分化、改组·····另一处又说:“三苗”是苗族最早形成的刍型(p441)。

3、苗族形成于三苗时代。笔者经过研究认为,苗族形成于三苗时代。理由详见刊于《黔东南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第51页上的拙作《苗族形成于三苗时代的初步探讨》。在互不相知的情况下,吴荣臻总主编《苗族通史》在第一册也详细地阐明了苗族形成于三苗时代的问题。这书是国家“十一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由民族出版社于2007年11月出版发行的(王朝文老省长等领导也审阅过该书啊)!

事实上,2004年初笔者看到著名的苗学专家伍新福先生早于1999年就在其著《中国苗族通史》(上册)(p9)的绪论部分中就提出了苗族形成于三苗时代。他先说:“本书作者认为,苗族应是在作为一个共同体被分化瓦解之前初步形成起来的。具体说是在三苗时代。”只是十分遗憾的是,伍先生在后来就逐步放弃此观点。次说(p31):“可能正是在三苗时期,苗族作为一个单一的民族已初步形成”;再次肯定地说(p87):“苗族和瑶族大概自两汉后即开始分离,唐宋后则明显地形成了两个单一的民族。”同一本书同一位作者的观点为何如此变化?!

我在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苗学研究专业委员会2018年11月学术年会上又曾写过一篇拙文《苗族形成于三苗时代的再探讨》,感兴趣者自找论文集看!敬请批评指正!

笔者认为,九黎、三苗、荆蛮与苗族一脉相承”和“九黎、三苗、荆蛮、武陵蛮、五溪蛮与苗族一脉相承”就分别表明:苗族形成于荆蛮和五溪蛮时代!

笔者在前面讲过,上述3种表达式的区别:1.苗族的最早主干源头分别在“九黎”、“东蒙”和“某支古猿人”时代.2.苗族形成时代分别于荆蛮或五溪蛮(前2种)和三苗的中晚期。其余“九黎、三苗”相同。第3种没有全部否定前2种的观点。

笔者认为,苗族的形成的时代只能是在这三大支(即东中西三大方言区)首批苗民(被“窜三苗于三危”之苗民)分开之前的三苗时代的中晚期。因为自禹击败三苗后苗族人民就再也没有连成一片共同地域的历史机遇了!笔者自然认为:第3种才比较合理。

难道这一观点就是对《苗族简史》等等奠基性苗学研究巨著的全盘指责和全盘否定了吗?

《石文(三)》认为:不要去研究苗族具体形成于何时,还是沿袭《苗族简史》追溯苗族的“族属渊源”为好,实际也是主张苗族形成分别于荆蛮时代或五溪蛮时代为好。

《石文(三)》认为:否则将苗族定位形成于三苗时代,说蚩尤是苗族的祖先(笔者按:现在国家都说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实际也把炎黄列为人文始祖即文明始祖了,难道就不可把蚩尤也列为人文始祖即文明始祖吗?!)也难以自圆其说,而且与国内民族人类学研究也衔接不起来。比如,王桐龄在《中国民族史》中说:“若照历史上观察,中国之民族,除了汉满蒙回藏以外,还有一位长兄,即是苗族。”鲁迅在《准风月谈·踢》中说:“苗族大败以后,都往山里跑,这是我们的先帝轩辕氏赶他们的。”林恵祥在其著的《中国民族史》中也说:“中国史上所记汉族与异族第一次之战争即黄帝与蚩尤涿鹿之战,黄帝为汉族之领袖,蚩尤为九黎即苗族之酋长。”(潘按:黄帝为汉族之领袖, 蚩尤也应为九黎即苗族之领袖,酋长也是别人安的,司马迁还认为蚩尤是暴君呢!,而苗民只知称为尤公,是民族英雄呢!)萨维纳在他出版的中外第一部《苗族史》中说:“他们(苗族)在华夏诸族的祖先的前面就来到了中国,他们的历史应该比汉人的史书记载还要古老。”如果潘定发先生把苗族定位形成于三苗时代,又怎么理解鲁迅、王桐龄、萨维纳等的研究与评说呢?这于民族来说又有何意义或好处(笔者按:这些大师和学者当年就已称炎黄为文明始祖了吗?好处我真不知道何在?) 。

我只认为:确定苗族形成于何时代是有非常重要意义的!至少有:

1.首先在苗族形成于某时代之前只宜称苗族先民,而之后就可直称苗族人民啦!我们苗族内部应有这个意识,不要概念不清。

至于对族外人可不必要求别人同意此观点!20世纪50年代汉族同胞就基本认可汉族形成于秦汉时代啊!老大哥早就搞了,难道少数民族就不应当研究本族形成的时代?!关键是否达到马恩列斯和中共给予民族形成所具备的基本条件。

资深苗学专家伍新福先生于1999年就在其著《中国苗族通史》(上册)中谈过这个问题。不少专家学者更早就谈过这个问题。

2.笔者认为:不弄请这个问题,苗族历史框架的下限就不好写啊!

3.笔者在《试淡苗族的历史框架》中还说:近年来,听说有些外国人想肢解苗族,因而说什么某部分苗民不是苗族或不应称为苗族,是外人强加给苗族这个人们共同体的(现补按:详见某位苗学专家撰:《解构苗族的东方学文本——评雅克﹒勒莫瓦纳博士的<讲述真理>》一文中)。国内也有人在今天还在生造出某地苗民现今还是部落(笔者按: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是:氏族→部落→部落联盟→民族),也许他们只是在无意中变相鼓励这些苗民要组成新的民族。可不是吗?

我在2009-10州苗学会在雷山县城召开全州苗学工作经验交流会上就写了一拙文《今日黔东南还有部落社会吗?》大意摘要如下:近十年来贵州省内多家宣传谋体争先恐后地宣传岜沙苗寨的苗民是“中国苗族的最后一个枪手部落”、“中国最后一个枪手部落”、“世界的最后一个枪手部落”。这种宣传真的是符合事实的吗?否! 这是因为:

(1)、黔东南的包括苗族在内的各族人民都是在1949年冬和1950年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后在中共各级党委和各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当家作主。历经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后开始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新中国建立已有60多个年头,难道岜沙村的苗民至今还过着马克思、恩格斯定义中那种远古的部落社会生活吗?难道共产党的富民政策尤其是民族政策在离从江县城只有7.5公里的岜沙苗寨没有得到认真的落实?

这个村落在新中国成立后一直没有设置有中共党支部书记和农村基层行政组织村委会的村长? 60多年来该村全是由部落的酋长或氏族长来管理公共村务吗?

(2)、伟人马、恩、列、斯指出:民族最初是由部落发展而成的,各部落结成联盟是由部落形成民族的第一步。众多的史学家认为,许多民族是在原始社会的末期,进入阶级社会的时期就形成了。苗族是由中华旧石器时代就生活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苗蛮族团衍变而来的。历经燧人氏(黔东南州苗族称为火耐公氏)氏族部落初步形成时代→伏羲氏(黔东南州多数苗族称为姜央)的部落、部落联盟初步形成的时代→蚩尤九黎部落联盟时代→三苗部落联盟(苗族在此时代的中晚期形成)时代,苗族操苗语三大方言以大分散小聚居状态分布在中华大地上……根据我国基本沿用斯大林关于民族形成要具有“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基本特征来分析现今中国苗族人民分居三大方言区的大分散小聚居的状况以及《史记》等汉文史籍和苗族口碑资料,就可得出:苗族形成于三苗时代。(详见拙作《苗族形成于三苗时代的初步探讨》,《黔东南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笫51页)

(3)、如果岜沙村寨的社会至今还是部落社会,那么这个村寨的居民下一步跟什么部落联盟,又进而形成什么新的民族呢?  

(4)、既然该村已被称为岜沙苗寨即该村的村民已是苗族人民了,怎么又叫部落呢?这不是使用自相矛盾的概念吗? 你们称之为部落的依据和标准各是什么?

仅基于以上4点,笔者认为,即便是出于好心,出于通过这种瞎称呼来想吸引更多的旅游者和科学考察者的眼球,也不应该在今天还将岜沙苗民称之为“中国最后的枪手部落”。更不能胡乱创新呼叫“岜沙——最后的枪族部落”。

对包括岜沙苗民在内的黔东南苗族之历史与文化的宣传必须要概念清楚! 必须要尊重历史事实!否则就会伤害黔东南苗族人民的感情,因为这种只有古代才有的部落社会的宣传无异于把当今这些苗族人民作为人们欣赏的古董玩物;这种宣传在无意或有意中更是否定了50多年来中央、贵州省、黔东南州、从江县和丙妹镇各级党组织和各级人民政府领导黔东南包括岜沙苗族人民在内的各族人民早已走上了社会主义光辉大道的历史性贡献和辉煌业绩!

据说,杨培德先生早于我就写过这类文章(我未见)。

4.在21世纪初在黔东南州内有许多人大力宣传榕江县是侗苗文化的祖源地或发祥地等等。有人类就有文化伴生……因此,研究苗族形成时代就会促进苗族源头的研究啊!当年我也曾撰文批驳之。总之,这些都足以说明研究苗族形成于何时代是十分有意义的。

(五)苗族历史框架的示意表达式

关于苗族历史框架之示意表达式,就笔者的有限所知,目前主要有三种:

1、到目前为止,絕大多数的专家学者都是这样陈述的:“九黎、三苗、荆蛮与苗族一脉相承”和“九黎、三苗、荆蛮、武陵蛮、五溪蛮与苗族一脉相承”等。

2.石朝江先生把苗族历史框架的表达式记述由上述的攺写成新的表达式:东蒙(=伏羲=太昊)、九黎、三苗、荆蛮、武陵蛮、五溪蛮与苗族一脉相承’等。石朝江先生大概也是根据中国上古史有三皇之说的若干种组合中而选中伏羲、女娲、神农组合将伏羲定为三皇之首。[笔者潘却认为伏羲和女娲实是同一代因而此组合只有两皇即伏羲和神农而非三皇啊。而科学的组合应为燧人氏、伏羲氏和神农氏] 。

如果石朝江先生也取燧人氏为三皇之首,那就和笔者一样啦!资深的苗学专家石朝江先生把苗族的历史框架攺写成新的表达式表明:人们对苗族历史框架的认识也是在不断地深化[对《苗族简史》和《中国苗族通史》的深化。因1985年的《苗族简史》和1999年《中国苗族通史》无东蒙呀]中。难道这也是石朝江先生在“另起炉灶”和“标新立异”?石朝江先生加上东蒙(=伏羲=太昊),别人难道就不可以评说:在石朝江先生看来,《苗族简史》陈述的“九黎、三苗、南蛮、荆蛮之间有着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是错误了的呢?别人难道就不可以评说:在石朝江先生看来,很多有关苗族历史及族源的书籍、史志书和苗学文章引用了这一概述也是错误了的呢?。

《石文(一)》说:我真不知道潘定发先生提出的所谓苗族“历史框架”有何意义?那么只有石朝江先生才有权在对《苗族简史》和《中国苗族通史》等等的苗族“历史框架”进行深化才有意义。而唯独潘定发先生提出的新的苗族“历史框架”就毫无意义了! 这公平吗?

3、笔者在2010年11月贵州省苗学会年会上发表了《试淡苗族的历史框架》一文,提出了示意表达式。经过这几年的思考,2014-9基本形成的粗线条表达式为 :某支古猿人……苗蛮族团 […… 燧人氏 ( 黔东南苗族称为火 耐 氏)→ 伏羲氏(黔东南多数苗族称为姜央氏)]→蚩尤九黎→三苗(苗族在此时代中晚期形成),苗族操苗语三大方言分布在中华大地上,还有近300万人迁居外国(笔者按:其中的火耐氏和姜央氏只列了中部方言区的;另两个大方言区也许或无或另有相应时代的称谓,请相应补充!)。

《石文(一)》批评说:潘定发先生可能有些孤陋寡闻,他简单地从“苗蛮”源头论的观点出发,认为《苗族简史》以及伍新福的著作对苗族史的阐述是有错误的……

《石文(一)》这一批评,实际上在无意中起到了让凡同意《苗族简史》观点的人们都来怨恨进而反感潘定发先生的负面作用啊!这是正常的学术研讨吗?!

自然,我把心思冷静下来后,我现在还是根据《石文(一)》所说: “南蛮”即“苗蛮集团”是在夏商周时才出现的称谓,又鉴于古代苗人到底与哪几支古猿人群有关,目前实在还真说不清楚。故现在应刪去其中的“某支古猿人……苗蛮族团”。

因此,现在笔者将原粗线条表达式改为:燧人氏(黔东南苗族称为火耐氏)→伏羲氏(黔东南多数苗族称为姜央氏)→蚩尤九黎→三苗(苗族在此时代中晚期形成),苗族操苗语三大方言分布在中华大地上,还有近300万人迁居外国(笔者按:其中的火耐氏和姜央氏只列了中部方言区的;另两个大方言区也许或无或另有相应时代的称谓,请相应补充!)。

笔者认为,我们必须正确对待前辈各族苗学专家和其他史学家的苗族历史源头的科研成果。首先必须尊重,其次才可根据今天的认识(也许也是错,别人又来纠正!)指出其中确有某些不足处,目的只想补充完善或深化之。

众所周知:人类对每个人和事尤其是对复杂的事物的认识都是一代接着一代甚至是世世代代地去努力认识才完成的过程。后人的认识都是在前人认识的基础上进行深化的。因此后人必须尊重珍惜和汲取前人的认识成果并深化认识之。但是,一个人甚至一个团体一个政党对毎件较复杂事物的认识只能达到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水平。当时不可能穷尽地认识了那个事物。何况对苗学整体的研究呢?

笔者在2010冬写《试谈苗族的历史框架》中曾写道:对于一个没有本民族通用的文字随时把从古代到近代(主要指各地苗人掌握汉文字之前)里本民族的人所做过的事和经历(潘补:及其闪光的思想)均记录下来的苗族来说,要准确或相对准确地编写出令苗族满意(这是基本的)使国家认可的《中国苗族通史》之类的书是很不容易的。笔者于2013-10在石朝江先生主编《理想与超趆》一书的P105上有如下(大意)的一些话:每本书和文章中肯定也还有些不足的地方。我们不能苛求先辈们用今天的认识水平来写当时那本书和文章。因为人们对事物的认识都还在不断地深化中。我们今天的认识水平,再过若干年后回头看或甚至在当时的别人来看,肯定也会有不少的观点是令人可笑的不足处甚至是有极大错误的。为了更好地把苗学研究工作推向前进,指出前人或他人的不足是今人应该尽的义务。

好在我们已经有了如上提及的几本和未提及(笔者未见到)的较权威的书。但这些书还未穷尽对苗族的整体历史和三大方言区(尤其是西部方言区的)苗族各自的较细的历史真实。还需要不断地充实、弥补不足和统一对某些历史阶段某些事或某些名人的再认识。

因此,《石文》严励批评我无视、指责《苗族简史》、《中国苗族通史》(1999)、《中国苗学》(2000) 、《世界苗族迁徙史》(2006)和《苗学通论》(2008)…….等权威的苗学史书是不符合我的本意的。因为我一直认为上述书和未提及的书(我未见到)都是苗学研究的权威的书,都是研究苗学的奠基巨著!

《石文(一)》对我作为一个基层苗学会会员写的关于苗族历史框架的文章定为“另起炉灶”、“标新立异”、 “宏伟远大”、“不着边际”、“不可思义”、“假、大、空”、“诳人日论”、“天方夜谭”等是否视为一种在学术研究中乱扣帽子的办法呢?以后基层人员还敢写苗史文章以文赴会参加学术会议以求拜读到其他学者尤其是上层苗学专家学者的文章从中获得新的知识和研究动向吗?!

当然,石院长和我有过多次接触,正如《石文(三)》中所说:我和潘定发先生是多年的朋友了(至少有10年以上了)。我知道:石院长用这样“扣帽子”的办法是专门只对多年朋友的我之激励和提醒我对别人的观点不要过多指名道姓评论而已。我有知错则改跟着真理走的性格!可惜生活在基层,太缺少学习资料啦!我是不会计较3篇《石文》的!自然在答谢石院长的文中必然要陈述我写苗族历史框架的思路过程,有些话要重复讲和“反驳”多年朋友石院长的一些评说。若全以“对对对或是是是或好好好”来回谢3篇《石文》恐怕也是不太好吧!我说的不对处,敬请石院长原谅和批评!我们都有共同继续深化苗族历史源头的研究之愿望!

《石文(三)》说:我很想看到潘定发先生对我参与讨论和商榷的回应,我不寄希望于我们之间的学术观点会得到完全统一(因我从你的两篇文章中感觉你很自信,不是一般的自信),但我想听听你坚持自己观点的理由和依据……如果是这样,我会亲临雷山或请你到贵阳来,找几个朋友作陪……共同继续深化苗族历史源头的研究。

笔者在前面已讲过:说实在,我们基层的苗学会会员的所谓进行苗族历史研究,实质就是学习和宣传上层的苗学专家学者和其他史学专家的苗族历史研究的成果!因此石院长讲:我从你的两篇文章中感觉你很自信,不是一般的自信真是错了!我的两拙文尤其是后文都是综述类文章,2014-9在贵大的小会议室,会议主持人让我发言时就讲过(大意):《苗族历史源头研究回顾》类文章理应由上层的苗学专家来写而不该是由我们生活工作在社会底层的苗学会会员来写,因为我们手头的资料太少…..只是感到苗族历史源头研究太重要了…..写此文的目的全是抛砖引玉,肯定有许多错,是激迫上层苗学专家来写较正确的苗族历史源头研究的文章,以纠正我认为正确而实际是错误或误解他人的观点……说实话,我对两拙文根本没有自信!我只是说对某个问题的看法综述目前有几种观点,而我是倾向于认同其中之一,这是写综述类文章要求综述者要表态啊!我倾向于某种观点中都有依据,这些依据是其他专家学者的观点,这些观点原本可能有错而或是我误解却认为是对的。

这一来又要点另外观点的不对而成为指名道姓指责别人啦!得罪了不少专家!真不好办啊!但細想后还是可以改口气来写的。

按理:《石文》作者作为上层资深专家应该要指出我所依据的相关专家学者的观点是错误的例如《石文》指出梁徐范三位大师说苗蛮类是有矛盾的或是我误读大师所言了所致。又如关于伏羲与太昊是否同一的问题,《石文》作者应理直气壮地指出:徐旭生和陈连开两位先生如陈连开先生所说:“先秦文献,伏羲与太昊完全是不相关的神或人,《世经》(刘歆著)始将二者合为一位……”也是错了,历来都是二者同一的![现潘补按:也因《世经》而致神农和炎帝二者同一的!]。笔者的观点都是依据一大批专家学者的苗族最早发祥地在南,后有大批北进中原而后打了败仗有一大部分退回南方故地….. 石文》作者也应理直气壮地指出:他们这些观点统统都错了啊!是否帕犯上“指名道姓的批评那么一大批人甚至不认可考古资料而得罪了他人”的错误而采取“不言为佳”的态度的当老好人呢!

我原先也是有过这些想法过:最好由省苗学会组织一伙有强烈意愿继续深化苗族历史源头研究而观点不同的有代表性人员汇集在一起一次或多次共同探讨问题的。作为基层者不一定参加,因有机会参加也只是旁听者,是想知道上层专家各种不同观点吧了。但现看来一是这些人员中应有年老者(如参与写《苗族简史》者和其他元老),二是经费问题,谁愿牵头呢?三相关领导点头吗?

我建议:1.上层的苗学专家挤吋间写出有关苗族历史尤其是苗族历史源头研究的书文应尽量能给极浓心这方面研究的基层苗学会人员拜读。我们好学习和宣传.2.各位上层的苗学专家(我们知道你们承担上级布置的非苗族历史研究的课题太多!)(可分工)挤出业外时间与精力即费力费时来梳理一下著名的汉族出身的史学家(基层看不到这些书)对苗族历史记述或论述的正误之综述性文章,供基层苗学会会员学习用。为节约费用可用电子版传到邮箱。3.你们住省城者可抓紧去走访现住筑市而曾参与写《苗族简史》者和其他元老,听他们回顾当年写书参考材料的情况和以后有否新观点等等,搞科研项目者有机会出差可走访对苗族历史有过兴趣或有关联的汉族著名史学家例如陈连开先生说:“先秦文献,伏羲与太昊完全是不相关的神或人”等等的依据。

写的太多啦,就此停笔吧!

最后,祝石院长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参考文献:

[1]《苗族简史》编写组。苗族简史[M]。贵州民族版社。1985年10月版。正文第2页。

[2]石朝江。重建苗族古史研究--兼论在苗疆腹地建立伏羲女娲陵园。中国贵州凯里苗族文化论坛论文集[C]。2012年5月。第235页。

[3]伍新福。东夷、南蛮与苗族。苗学研究[j]。2008年第2期。第1页。

[4]徐旭生著。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重版,第65页。

 [5]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M]。竖排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8月第4版。第89~94页。

 [6]张兆和、李廷贵主编。梁聚伍文集[M]。华南研究中心。2010年5月第1版。第59~62页。

[7]吴荣臻总主编。苗族通史。卷一导论[M]。民族出版社。2007年11月版,第32页。

[8]叶舒宪等著。山海经的文化寻踪(上、下册)[M]。2004年4月版。第1808页。

[9]麻勇斌。苗族跨国认同研究的四个问题[A]。贵州省苗学会论文集[C]。2010年11月。第44页。

雷山县苗学会  潘定发/2019-4-23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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