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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蒙”与“西羌” 中华文明中华民族的两大历史源头
作者:石朝江 来源:本站原创 日期:2017-09-17 阅读:2818


 内容摘要根据中国史籍记载、历史学家研究、民俗印证以及考古资料证明,上古时期生活于我国东部的“东蒙”人和生活于西部的“西羌”人,是中华文明中华民族的两大历史源头。东蒙—九黎—三苗—南蛮—荆蛮—武陵五溪蛮—苗族等;西—神农—炎黄—华夏—汉族等。两大源头发展脉络清晰。著名的涿鹿大战,是源于西部 “西羌”的黄帝打败了“东蒙”人蚩尤,战败南迁的部分“东蒙”演变为苗、瑶、畲等民族。而留在原地的“东蒙”人至夏商周时被称为“东夷”,春秋战国前后融入华夏、百越等。“东蒙”是源头,“东夷”是源流。

     关键词:西  汉族  东蒙  苗族 

 

爱我中华必须知我中华。根据中国史籍记载及考古发现,我国考古学泰斗苏秉琦教授生前曾提出要重建中国古史,他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中把中国古史的框架、脉络概括为:“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上万年的文明启步,五千年的古国,两千年的中华一统实体。”

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能任意选择。” 古往今来,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无不把历史看作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对历史充满着敬畏之心。

    根据我国史籍资料记载,一百多年来历史学家的研究考证以及考古学发掘出来的实物资料证明,中华文明中华民族主要有两大历史源头,一是上古时期生活于我国东部的“东蒙”人,二是上古时期生活于我国西部的“西羌”人。“东蒙”人主要是苗族等民族的先民,也是一部分汉族的先民,“西羌”人则主要是汉族等民族的先民。现在中国大陆的56个民族,除少数跨境居住的和个别后来才迁入中国的民族外,绝大多数民族都与这两大历史源头有直接的或间接的渊源关系。中国可考的人文始祖伏羲太昊(太嗥)、少昊(少嗥)、蚩尤属于东部的“东蒙”人,神农、炎帝(后世神农)、黄帝属于西部的“西羌”人。著名的涿鹿大战后,“东蒙”人未参战未南下的部分,至春秋战国时全部地融入了华夏族。在“东蒙”、“西羌”之后的“九黎”、“三苗”,“神农”、“炎黄、以及夏商周时才形成的“华夷五方格局”中的“华夏”、“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等,是源流,不是源头。它们出现在历史舞台的时间比“东蒙”、“西羌”要晚得多。理清中华民族的发展脉络,对于重建中国古史很重要,不能混淆了源与流,不能把古代部落人群出现在历史舞台的时间顺序弄滇倒了。

        

          “西羌”源头

   

本着先易后难,我们首先探讨“西羌”源头。

6000年前生活在我国西部的“西羌”人,是中华文明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历史源头。神农、炎帝(后世神农)、黄帝均源于西部“西羌”。

源于“西羌”的炎帝、黄帝部落向东部迁徙,与“东蒙”人蚩尤所率领的九黎部落逐鹿中原。著名的涿鹿大战,以九黎部落失败而告终,其首领蚩尤被杀。黄、炎部落入主中原后称为华族或华夏,汉朝以为国号,其开国皇帝刘邦曾被封为汉王,汉族的族称得名于汉朝。国人皆熟悉之。在这里,我们主要探讨炎、黄与“西羌”的渊源关系。“西羌”是源头,炎、黄乃至华夏是源流。

6000年前生活于我国西部的“西羌”人,又曰“氐羌”,当然不是天外来客,自有其来源。但“羌人”或“氐人”的祖先又是谁?从何而来?中国史籍没有记载下来。史籍记有盘古氏开天辟地、燧人氏钻木取火、有巢氏上树栖居,但盘古、燧人、有巢,是否确有其人,年代太久远,已经不可能考证清楚了。即便有人大胆提出自己的研究成果或观点,都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6000年前生活在我国西部的“羌人”或“氐人”,炎帝、黄帝源于西部“氐羌”人,这不但是有籍可稽、学者考证,还有考古学资料证明。应该说,西部“西羌”是中华文明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源头之一。炎、黄源于西部“西羌”, 上古“西羌”人发展演变为汉、藏、彝、羌等民族,这是学界比较-致的看法,应该说是信史。

迄今为止,我国境内发现的最古老而又是比较成熟的文字便是殷商时代的甲骨文。甲骨文中有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关于民族(或氏族、部落)称号的文字,即

 “是中国人类族号最早的记载。世居西方,又曰“西羌”或“氐羌”。《说文·羊部》:羌,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亦声。“西羌”是对上古时期居于我国西部(陕西、甘肃宁夏、新疆、青海、西藏、四川)游牧族群的泛称。

“西羌”族群甚多,史载“凡百五十种”。在今甘肃、青海、陕西地区的有:先零羌、烧当羌、钟羌、勒姐羌、当煎羌、罕羌、且冻羌、沈氐羌、虔人羌、牢姐羌、卦养羌、彡姐羌、烧何羌、巩唐羌、当阗羌、滇那羌、黄羝羌等;在今新疆则有西夜、蒲犁、依赖、无雷、葱芘、白马、黄牛、阿色等;在今西藏有发羌、唐牦;在今内蒙古有南山羌;而西南地区则有牦牛羌、白马羌、参狼羌、青衣羌等。

“西羌”是中国的一个母体性族群,是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源头。历史上的“西羌”已经繁衍发展成为现当代的多个民族。费孝通先生把“西羌”或羌族称为一个向外输血的民族 据学界考证,接受“西羌”或羌族输血的民族包括汉族、藏族、彝族、白族、哈尼族、纳西族、傈僳族、景颇族、拉祜族、普米族、基诺族、怒族、独龙族等。“凡百五十种”西羌中惟有岷江上游地区的一支基本沿袭古老的生活方式,顽强保持着自己的文化传统,依然以一个独立的民族形态一直留存到今天,这便是生活在岷江上游河谷地带的当代羌族。

百度对“西羌”或“氐羌”的解读是:“羌族是中华大地上最古老的民族群体,他们最早在甘青之交的黄河上游及渭水上游一带繁衍生息。后来他们向四方迁徙,与周围的土著民族融合,逐渐形成新的族群。其中有一支向东迁首先进入文明社会,形成炎帝族和黄帝族;一支向西南迁移,后来形成了吐蕃羊同及域外诸羌;还有一支则仍留居发祥地——甘青高原,由于自然条件艰苦,这一支发展缓慢,从而形成诸羌。

史载炎、黄源于“西羌”。

《帝王世纪》:神农氏姜性,……长于姜水,以火德王,故谓之炎帝。

《史记·五帝本纪》:“黄帝,少典之子也,姓公孙,各曰轩辕。”

《国语·晋语四》:“昔少典氏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

《后汉书.西羌传》:  “西羌之本……姜姓之别也。

《左传.哀公九年》:炎帝为火师,姜姓其后也。

李学勤主编的《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针对有人对《国语·晋语》记载“昔少典氏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存有疑意,特别强调指出:“记住自己的根在以血缘为基础的社会是很重要的。当然,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随着氏族制度的衰落和血缘纽带的松驰,但始祖及其发祥地,还有那些留下辉煌业绩的祖先,会通过口耳相传,纳入用文字记载的历史中。所以《国语》中关于黄帝、炎帝族源的记载,可信性是不应该轻易否定的。”[3]

刘起釪在《古史续辩》中考证说:“少典出自氐,有蟜出自羌。姬姜两姓的族系渊源,是不是就上溯到生出炎、黄的少典、有蟜两族为止呢?其实还不是。少典、有蟜仍然自来,姬姜两姓的族系渊源还可以追溯得更远,那就是古代的氐、羌两族……华夏族最早的祖先分别被称为姬姜两姓的黄帝族、炎帝族,是由称为少典、有蟜的氐、羌两族发展分化出来的;接着是夏族、四岳族,直至歧周的姬、姜两族,也都是先后由氐羌两族发展分化出来的。”[4]刘起釪强调说:“《国语·晋语》说黄帝族成长于姬水流域,炎帝族成长于姜水流域……姬水即渭水,姜水即羌水,亦即连白龙江、白水江之水。大抵依此两水所居之姬、姜两族,一在渭水及其以北,一在渭水以南。由此更看出了姬姓的黄帝族的地域大体即氐族地域,姜姓的炎帝族的地域大体即羌族地域。不过都因自其族中而出,故只居原族地域的一部分。”[5]

林惠祥在其著的《中国民族史》中也说:“氐羌系有二义,一为包括氐与羌,一谓羌其大名,氐其小别,氐不过羌中之一支。如《周书王会》解云:‘氐羌以鸾鸟。’孔晁注:‘氐地羌,羌不同,故谓之氐羌,今谓之氐矣。’无论二者孰是,无关重要,此二字必须合用,方足以包括全系也。”[6]

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说:“炎帝族居住在中部地区。炎帝姓姜,神话里说他牛头人身,大概是牛图腾的氏族。姜姓是西戎羌族的一支。自西方游牧先入中部,与九黎族发生长期的部落间的冲突。最后被迫逃避到涿鹿,得黄帝族的援助,攻杀蚩尤。”[7]

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说:“据说炎帝生于姜水,姜水在今陕西歧山东,是渭水的一条支流。从渭河流域到黄河中游,是古代羌人活动的地方。所以,炎帝可能是古羌人氏族部落的宗神……传说中炎帝后裔有四支,可能是属于古羌人的四个氏族部落。一支是烈山氏,其子名柱,会种谷物和蔬菜,从夏代以上被奉为稷神。”[8]

王钟翰主编的《中国民族史》也说:氐羌与炎帝、黄帝有密切的渊源关系。《国语·楚语》记述,炎、黄二帝为兄弟,是少典氏()和有蟜氏()所生,黄帝得姓姬,炎帝得姓姜。《左传》哀公九年说:“炎帝火师,姜姓其后也。”在甲骨文中,羌从羊从人,羌从羊从女,两字相通,表示族类与地望用羌,表示女性与姓用姜。民国初年以来,章大炎在《检论·序种姓》中已指出:“羌者,姜也。”后来傅斯年在《姜源》中进一步论证:“地望从人为羌字,女子从女为姜字。”顾颉刚在《九州之戎与戎禹》中更指明:“姜之与羌,其字出于同源,盖彼族以羊为图腾,故在姓为姜,在种为羌。”[9]

炎黄即华夏族源于西部“西羌”或“氐羌”也得到了考古学资料的证明,李学勤主编的《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说:“在渭水流域和甘陕地区,早于仰韶文化的一类新石器遗址被统称为老官台文化。老官台文化的年代与中原地区的磁山·裴李岗文化相当,比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年代要早1000年左右,但同半坡类型存在着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可以视为半坡类型的前身。”[10]

张润平在《试析古羌族与汉民族的源流》中说:“先秦史其实是部夷夏形成史或由夷变夏史。构成华夏族的主体民族正是羌族。由羌族先民创造的华夏文化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确立及其在古代发展过程的完成做出了不可替代的绝对性的贡献。汉族是在不断吸收各种民族的优秀文化因素,融和各个民族的过程中,由最早的极少数逐渐发展成为我国人口最多,遍布全国大部分地区的主体民[11]

综合上述,可以看出,上古时期居于我国西部的“西羌”是中华文明中华民族的一大历史源头。炎帝、黄帝源于“西羌”。“西羌”是源头,炎黄、华夏是源流。“西羌”不仅是华夏族即汉族的祖先,而且也是我国西部众多民族的祖先。现当代西部的许多少数民族与上古“西羌”有着血脉的渊源关系。      

           “东蒙”源头 

我们再来探讨“东蒙”源头。

柳诒徵在《中国文化史》中曾说。“太古之世,无所谓政治,亦无所谓君主,各分部落,不相统一。剥林木以为兵,用水火以胜敌,强陵弱,大吞小。不知经历若干之岁月,始就由众部而集中为大群。”[12]

中国众多的文献资料记载,上古时期,在我国东部平原地带,就“始就由众部而集中为大群”,史籍将这个“大群”称之为“东方君子国”、“不死国”或“伏羲太昊部族”,专家研究考证时将这个“大群”称之为“东蒙”或 “东方夷国”、“东方夷族”、“东方夷人”。如同“西羌”一样,“东蒙”也是中华文明中华民族的-个重要源头。

从中国人类学的资料(包括史籍记载资料、学界考证资料、考古发现资料等)看,“西羌”族群出现在6000年前,以游牧业为主;“东蒙”族群出现在7000年前,以农耕业为主。

一、中国史籍记载“东蒙”人的资料

东方君子国”、“不死国”,最早是出现在《山海经》中。

《山海经·海外东经》:“有东口之山。有君子之国,其人衣冠带剑。”

山海经·海外南经》:“不死民在其东,其为人黑色,寿,不死。”

 山海经·大荒东经》:“东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言,日月所出。有波谷山者,有大人之国”。“有大人之市,名曰大人之堂。有一大人踆其上,张其两耳”。

《山海经·大荒东经》:“君子国在其北,衣冠带剑,食兽,使二大虎在旁,其人好让不争。有薰华草,朝生夕死。一曰在肝榆之尸北”。

从上述记载可知,上古时期,在我国东方有一个“君子国”、“不死国”或“大人国”。那里都是黑色的,个个长寿,人人不死。李贤注引《山海经》曰:“不死人在交胫东,其人为黑色,寿不死。”袁珂考证说:“东方的君子国……人人寿命都很长,他们除了吃家畜或野兽之外,更把国内盛产的木槿花蒸来当做日常食品。木槿花是一种灌木树上开的花,有红有紫有白……可是这美丽的花却开得不长久,早晨开花,不到晚上便枯萎了……君子国的人们把这短命的花来做他们的食品。说来奇怪,吃了短命的花的他们,人人却又都长寿。这或者不关于花,而关于他们那种作为君子品德的仁爱的胸怀吧。据说仁爱的人寿命都很长的。”[13]

    继《山海经》之后,“君子国”、“不死国”、“大人国”就相继出现在了大量史籍中。

《淮南子·地形训》:“东方有君子之国。”

《说文》:“凤,神鸟也”,“凤之象也……燕颔鸡啄,五色备举,出于东方君子国。”

《后汉书·东夷传序》:(东方)至有君子不死之国焉。”

《太平御览》卷八六九引《王子年拾遗记》:“……其人不死,厌世则升天。”

 《说文》:“鳳,出于东方君子之国。” “东方之人”。

从以上引文可知,东方有君子之国,其人不死,厌世则升天。神鸟凤出于东方君子国。

 《博物志》:“君子国人……好礼让不争。“

《后汉书·东夷传序》:(东方)“仁而好生,天性柔顺,易以道御。”

《说文》:“东夷从大人也。夷俗仁,故有君子不死之国。”

先秦文献记载 东方君子国好礼让而不争,天性柔顺,通情达理,民风清淳所以《山海经》、《淮南子》、《后汉书》等古籍称东方人为君子国或者大人国君子不死之国 “凤,出于东方君子之国。“凤是东方人风姓集团特有的标记,与黄帝发生战争的蚩尤,就出自上古“东蒙”人的风姓集团。故知史籍记载的“君子之国就是上古时期的“东方蒙人”,且就是风姓诸国的部落群团。因为“仁义”是“东蒙”人的礼俗,这也是东方君子国大人国或“不死国”名称的由来。

《山海经》记载东方君子国的首领叫帝俊。

《山海经·大荒南经》:有人三身,帝俊妻娥皇,生此三身之国。

《山海经·大荒西经》:“有女子方浴月。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此始浴之。”

《山海经·大荒南经》:“东南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日浴于甘渊。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

《山海经·荒东经》:“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合虚,日月所出……帝俊生中容,中容人食兽、木实,使四鸟……惟帝俊下友。帝下两坛,采鸟是司。”

从上述记载中可知,东方日月所出之国的首领叫帝俊,娥皇或常羲。金荣权在《帝俊及其神系考略》中考证说:“帝俊在中国古代神话中是一个谜一般的神性人物,他的事迹既不为正史所载,也不为诸子所传,只见于《山海经》之中……究其神系渊源与脉略,显不属于炎帝世系,也不隶属于黄帝世系,是与炎、黄两大神系并存的第三神系……关于帝俊在中国古代诸神中的地位,今天众说纷纭,然一般认为帝俊当是上古时代东方民族的祖先神,这种看法是一致的,因为《山海经》记载的帝俊活动地及其子孙之国大多在东方”。[14]张碧波在《三皇文化论》一文中,曾据汉代高诱注称:“娲,古和字”,认为“《山海经》所言:女和月母,当指女娲,娲与和音近假用,则女娲又作女和。伏羲之后裔为‘羲’,而女娲之后裔为‘和’”[15]可见,《山海经》记载东方日月所出之国的首领帝俊应为伏羲,其妻娥皇或常羲应为女娲。

    继《山海经》之后,众多史籍也记载了东方君子国的首领。

《帝王世纪》:“帝出于震,未有所因,故位在东方。”

 《易系辞传》:“帝出乎震。”“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

 淮南子?时则训》:“东方之极……东至日出之次,槫木之地,青土树木之野,太皞句芒之所司者万二千里。”高诱注:“太皞,伏羲氏,东方木德之帝也,句芒,木神。”

帝出于震,帝指太阳神伏羲。震当训作晨,就是日出于晨,日出于东方。就是指“东蒙”人的首领伏羲出现在东方。古人排列五行方位,东方是木,木代表春天,而春天是万物萌生、促成新生、爱护新生、帮助生长的季节,后人由此引申出仁者爱人

《拾遗记》:“以木德称王,故曰春皇,其明睿照于八区,是谓太昊。昊者,明也,位居东方,以含养蠢化,叶于木德,其音附角,号曰木皇。”

《释文》:“包,本就作庖。郑云:取也。孟、京作伏。牺,郑云:鸟兽全具曰牺。孟京作戏,云伏,服也;戏,化也。”

《白虎通义·号篇》:“下伏而化之,故谓之伏羲也。”

《拾遗记》:“庖者包也,言包含万象,以牺牲登荐于百神,民服其圣,故曰庖羲,亦谓伏羲,变混沌之质文,宓其教故曰宓羲。”

《白虎通义》引《含文嘉》:“伏者,别也,变也;戏者,献也,法也。伏羲始别八卦,以变化天下;天下法则;咸伏贡献,故曰伏戏也。”

《礼记·月令疏》引《帝国世纪》:“取牺牲也供庖厨,食天下,故号曰庖牺氏。”“太昊庖牺氏,风性,有景龙之瑞,故以龙纪官。”

《汉书·律历志》载刘歆《世经》:“作网罟以田渔取牺牲,故天下号曰炮牺氏。”

《左传》昭十七年:“郯子曰太嗥以龙纪。”

《荀子·正论》云:“自太嗥燧人莫不有也。”

《吕氏春秋·十二纪》载“太嗥伏羲氏。”孔颖达《左传疏》云:“太嗥身号,伏羲代号。”《吕氏春秋·孟春纪》:“其帝太嗥。”高诱注:“太嗥,伏羲氏。”

《拾遗记·卷一》:"昔者人皇蛇身九首。”

《拾遗记·卷二》:"蛇身之神,即羲皇也。”

《路史·太昊》:"伏牺人头蛇身,以十月四日人定时生,帝女游于华胥之渊,感蛇而孕,十二年而生庖牺。”

《简易道德经》:世物,唯日光明,世人,唯羲磊落。齐奉羲如天上之日,始之号昊。

上述诸多记载可知,“东蒙”即“君子不死国”的首领为伏羲。伏羲生活于东方,兼有太阳的光明,所以又称作太昊。由于上古代没有文字,先民事迹多赖后人一辈辈口耳相传,加之古今方俗之异,后来见诸文字,便出现同名异形现象。同一位伏羲,春秋战国以来的各种古籍中便有不同的写法。伏羲、伏戏、包牺、庖牺、炮牺、伏牺、虙羲、虙戏、宓羲、宓戏等,均属音同音近相代。又随着社会发展,文化进步,不同时期的学人对历史人物从不同角度进行研究和评价,便出现同人异号现象,所指实一。如太帝、太昊、太暤、春皇、木皇等,均属于因事立称。所说的都是伏羲氏。伏羲是“东蒙”人即“君子不死国”之大首领,大酋长。

大量的中国史籍记载,伏羲首开中华文明之先河。我曾经将伏羲或伏羲时代的-系列创造发明归纳为八大组,即:观天象 制历算;结网罟 驯家禽;兴庖厨 行医药;画八卦 刻书契定姓氏 制嫁娶;兴管理 造干戈化蚕制衣 制乐创歌;建都宛丘 以龙纪宫。

在早期中华文明中,伏羲太昊氏可谓劳苦功高,功劳巨大。早在先秦时代,人们就将伏羲视为三皇之首,百王之先。诚如王大友在《三皇五帝时代》中说: “伏羲氏族是上古人类开化程度最高的氏族,进入文明阶段,继天而王,以理海内,首德于木,为百王先,故《易》称帝出于震,建寅孟春,都于陈,东封泰山,禅云云。”[16]蒋南华在《中华文明七千年初探》中说:《尚书·序》云:伏羲氏之王天下,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今天我们使用的中文方块字,是中华民族数千年前约定俗成的伟大创造,它随着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行用至今,千秋万代永无穷尽。它不曾因秦汉之兴而兴,亦不因秦汉之亡而亡。它也绝非是汉民族的发明专利,早在汉民族产生之前的几千年前特别是距今六七千年以前,以“苗蛮“为主体居民的河姆渡文化及其稍后的良渚文化时代,它就在中华大地产生和行用了……中国文字被称之为“汉字”,其实是很不确切的,也不符合其历史的真实。为了还其文字产生的历史真实,还其文字的发明创造权于中华各民族人民,应取消“汉字”的说法,而称“中文”或“华文”。[17]

早于西部“氐羌”人的东部“东蒙”人,以及伏羲太昊、少昊的事迹为何为被中国史籍记载下来了,应该说是因为不同部族间的冲突和文化融合的结果。历史上黄帝打败蚩尤,尧舜禹征讨三苗,夏商周征战南蛮、荆蛮,秦国灭掉楚国等重大历史事件,使得“东蒙”人的后裔大部分都融入到华夏族中去了。梁启超先生在《论中国成文法编制之沿革得失》中曾说:我族与苗族为剧烈之竞争,卒代之以兴。于是彼族之文明,吸收以为我用。蒋志华主编的《中国世界部落文化》也说:“东夷(蒙)部落为我国早期文化的发展和推进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中原华夏文明就是文化相对落后的西部华夏族吸收先进的东夷(蒙)部落文化后进入文明社会的。”正因为不同部落间的冲突与融合,不属于华夏系而又早于炎黄的伏羲太昊及其原始部族,才被中国史籍记载下来了。伏羲氏被列为三皇之首,百王之先。

    二、学界研究考证“东蒙”人的资料

根据中国史籍记载资料,国内外学界对“东方君子国”即伏羲太昊部族进行了诸多的研究与考证。

翦伯赞、郑天挺在《中国通史参考资料》中注曰:“君子国,不死国,相传是东方夷国。”[18]

苗族从古至今,自称为“蒙”,王献唐在《炎黄氏族文化考》中考证了蒙()人的来源,他说:“伏羲亦作伏牺……蒙阴一带,初皆蒙族聚处之所……所居之地名蒙,所处之山亦名蒙……伏羲后裔,周有密须四国,为东蒙主……知东蒙一带,固伏羲子孙旧壤也。伏羲之后,有东蒙氏……东为方名……又知蒙为伏羲族氏矣。族以蒙名,所居之地,故以名蒙。蒙在东方,故言‘东蒙’,合地名氏名以证伏羲,知伏羲为蒙族”。[19]

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说:“居住在东方的人统被称为‘夷族’。太嗥是其中一族的著名酋长。”[20]

郭沫若在《中国史稿》中则说:“太嗥,号伏羲氏……传说太嗥是风姓,应同九夷中的风夷有更直接的关系。风夷在夷人氏族部落中居于首要地位,因而太嗥又是所有夷人想象中的祖先。”[21]

    苗青在《战争与西部苗族大迁徙》中考证说:在那悠悠昊天的东方寰区,在那茫茫旷世的大地中间,有两条河,一条叫浑水河,一条叫清水河……据苗族先辈的老人们代代相传下来,最早住在浑水河和清水河流域大平原里的,是一个叫“蒙”(hmongb)的大的部落部族。这个大的部落部族,居住地域方圆数千里……这“蒙”(hmongb)的名称算是最古老的了。[22]

可以看出,翦伯赞、郑天挺认为君子国是“东方夷国”,王献唐认为蒙在东方,故言“东蒙”,伏羲为蒙族,范文澜、郭沫若认为伏羲与太嗥是同一的,是居住在东方被称为“夷族”或“夷人”的祖先,而不是华夏族的祖先。他们所说的“东方夷国”、“东蒙”、“东方夷族”,“东方夷人”,都是指向7000多年前的“伏羲太昊部族”,而不是指夏商周时才形成的“华夷五方格局”中的“东夷”。苗青则直接运用苗族人类学的资料,苗族代代相传下来,自己的祖先最早住在浑水河和清水河流域大平原里,是一个叫“蒙”的大的部落部族。

为了证明7000前“东蒙”人的客观存在和苗族源自上古“东蒙”人的伏羲太昊部族,在这里,我们不加任何评论,看看一批史学大家及知名学者是怎么说的。

夏曾佑在《中国古代史》中说:“古时苗黎族散处江湖间,先于吾族,不知几何年。至黄帝之时,生齿日繁,民族竞争之祸,乃不能不起,遂有炎帝、黄帝、蚩尤之战事。而中国文化,藉以开焉。”

王桐龄在《中国民族史》中说:“现在中国动言五族平等,所谓五族,即汉满蒙回藏族。臂如一家人,汉族是长兄,满蒙回藏族便是幼弟,是为现在人的观察。若照历史上观察,中国之民族,除了汉满蒙回藏以外,还有一位长兄,即是苗族。” (《中国民族史》第1)

蒙文通在《古地甄微》中说:“因疑苗族为中国文化之创始者……于是我东方璀璨之文化,滋与于斯,而展于三河。正所谓因天时地利,而文化之兴,固自非偶然之故也。”[23]他还说:“古之建帝都、封大国,皆自东而渐西,即汉族以外之民族。”[24]蒙文通说的“汉族以外之民族”,即苗族。

徐旭生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说:“在华夏从西部来以前,中国土著还有苗民一族,实属最容易想到的事情。”

石宗仁在《荆楚与支那》考证说:“苏南有茅山,苏北有苗山,亦是苗蛮族‘族之所在,地名随之’的遗存……‘茅’‘苗’音转,茅山即苗山……山东省南部有蒙山,安徽北部有蒙城,砀山县有芒山,河南永城县(与淮北市邻近)有芒山。蒙山、蒙城、芒山等地名群落在鲁、皖、豫交边地区,均与苗族族称有关……今贵州、云南苗族,仍自称为蒙,为芒……蒙、芒当是同一苗蛮族自称在鲁、皖、苏、豫大地上的残存。”[25]

杨娟、杨庆林等著的《中华民族通史论纲》考证说:“中华民族经历了上万年至数万年,这个发展进程从未中断,炎帝、黄帝、蚩尤时代并非起点,向上溯还有很长时期的历史,这段历史对中华民族的发展至关重要,是真正的中华民族起源阶段。当时(炎、黄、蚩尤时代之前的历史时期)中华民族的古人长期生活在华北平原、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他们尚处于未分裂的状态,我们将这些中华古人称为古苗人,将他们生活的那段历史时期称为古苗人时期……古苗人时期起始于古代伏羲时期。”[26]

法籍耶稣会士,神学家兼著名汉学家戴遂良牧师,1903年著有《历史文献》,1919年著有《历代中国》。他在《历史文献》中说:“史前期在中国出现的野蛮人被叫做‘夷’。”而在《历代中国》中则改变说:“他们则叫做‘苗’。”他还强调说:“有三个人的名字,可以用来概述中国的史前历史—伏羲、神农、黄帝……相继经过人类发展的三个文明阶段后,就到了中国古代帝国的时期。”[27]

郭克煜等著的《鲁国史》中考证说:“在古史传说中,曲阜一带属古夷人(应为古苗人或东蒙人)居住地,有关东夷人的最古传说是太昊的事迹。太昊或作太皞……是八卦的创立者……其后春秋时有任、宿、须句、颛臾等小国,皆在今曲阜周围,由此可以推测太昊也是生活在曲阜一带的。”[28]

伍新福在《中国苗族通史》中考证说:清初陆次云《峒溪纤志》载:“苗人腊祭曰报草,祭用巫,设伏羲女娲位”。所谓伏羲女娲,在苗族民间又俗称“傩公傩母”。至今苗族地区举行“还愿”祭典时,仍于中堂设傩公傩母的木雕衣装神像……史籍还记载,伏羲氏和东夷(蒙),以凤鸟为图腾,加以崇拜,而苗族的古歌说,是凤鸟孵化“蝴蝶妈妈”生下的l2个蛋,生出了虎豹、蛇虫和人类。[29]

杨万选在《贵州苗族考》中说:“据典籍所载,中国土人,实为苗族……苗族为中国最古人种。”[30]

由此可见,上古“东蒙”人的即伏羲太昊时代,是中国可考的历史,是上古“东蒙” 即古苗人时期,也是中华文明中华民族的发轫时代。

    三、“东蒙”直系后裔的心史记载资料

东蒙—九黎—三苗—荆蛮—武陵五溪蛮—苗族。一脉相承。

关于上古“东蒙”的客观存在以及苗族与“东蒙”人的渊源关系,我们还可以运用人类学的田野材料来加以证明。这主要是苗族的心史记载与习俗。

苗族古歌《跋山涉水》唱道:

    来唱五支奶,来唱五支祖,歌唱远祖先,经历万般苦,迁徙来西方,寻找好生活。

    从前五支奶,居住在哪里?从前六支祖,居住在哪里?从前五支奶,居住在东方;

    从前六支祖,居住在东方。挨近海边边,天水紧相连。波浪滚滚翻,眼望不到边。

从苗族古歌中可知,苗族祖先原居住在东方,挨近海边边,天水紧相连,波浪滚滚翻,眼望不到边的地方。贵州省民间文学工作组编著的《苗族文学史》中说:苗族“《跋山涉水》把苗族的老家称为‘东方’……历史学家说:卵生的神话是古代东方民族的传说,苗族认为祖先是从十二个蛋中生出来的。苗族认为伏羲是他们的祖先,但这个伏羲也正是古代东方民族的太昊。”[31]

《苗族史诗·溯河西迁》唱道:

    来看看五对爹娘,六对西迁的先祖,在那生疏的年代,祖先住地在何处?

    祖先住在欧整郎,波光激滟与天连;大地平坦如晒席,像盖粮仓的地盘。

“祖先住在欧整郎”,欧整郎是什么地方?苗语意译是水与地相平的地方,也就是“波光激滟与天连”的地方。

苗族《迁徙史歌》反复唱到:从前老家乡,就在海边边。苗族最古老的祭祖歌《吃牯脏歌》,反复7次唱到东方老家乡:水牛乘着河浪走,水牛到海水日出处,富裕海边老家乡。黔东南苗族说自己的祖先来自日出的地方,在13年一届的杀牛祭祖时,未把牛砍死以前,必须把牛头扭向东方,表示祭祀日出地方的祖先。《迁徙史歌》唱到他们祖先是翻过水山头,来到风雪坳,先后渡过河水黄央央河水白生生河水稻花香的三条大河南下,然后又沿着稻花香河西进,经历万般苦,迁徙来西方,寻找好生活。歌中以很长的篇幅,表述了他们的祖先南渡黄河和西进的历史过程。

     据王万荣调查,云南文山苗族有尚东的文化习俗。祭祖尚东:文山苗族的族祭,是通过一年一度的“踩花山”这一节日活动来进行的。在这一节日活动中,从立杆到祭杆都体现了苗族的尚东文化。立杆要将杆顶从东方立起,因为苗族的祖先起源于东方。祭祀者要面对东方,站立于杆前,烧香化纸,一祭天地,二祭蚩尤,三祭列祖列宗。婚俗尚东:文山苗族的婚姻习俗,当男方的接亲队伍将新娘接到新郎家,必须从东方进家。若男方家没有路从东方进家,新辟路径也得照此规矩办事。丧葬向东:文山苗族的丧葬为仰身直肢葬,死者头部向东。在苗族的观念中,苗族是太阳之子,其祖居地是太阳升起的东方,死后要将头枕东方,才能回到祖先的发源地,与列祖列宗一起团聚。[32]

清初陆次云在《峒溪纤志》中说:“苗人腊祭曰报草。祭用巫,设女娲、伏羲位。”湘西苗族流传的史诗《休巴休玛》,记录了苗族先民不断迁徙的历史。当他们还定居在“占楚占菩”(江汉江淮流域)的年代,“繁衍如鱼如虾,收获堆积如山;人数越来越多,队伍越来越坚;生活越来越好,树屋盖瓦砌砖;女的戴银戴金,男的穿绸穿缎;牛马满坡满岭,猪羊满栏满圈”。后来遭到恶鬼“枷嘎”“枷狞”的破坏,被迫离开富饶的平原,迁往“高戎霸凑”(武陵山区边缘地带),在泸溪峒重新建设新的家园,“男的又来立家立业,女的又来积麻纺线”,“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炊烟绕过九十九岭,歌声响彻万里长天”,不料恶鬼追赶而来,“祸害遍及九十九岭,世上人间住不成家”。苗族七宗七房反抗失败,只得像“河里的鱼逆水而上”,从大河边被赶到小河边,从小河边被赶到小溪边。一次又一次的创业,带来的是一次又一次向更贫瘠的地区迁徙。

还傩愿是东部方言苗族对傩祭、傩仪和傩戏的统称。张应和在《湘西苗族还傩愿源流考》中说:“傩祭、傩仪和傩戏崇拜的始祖神叫‘傩公傩母’, 按苗族民间传说,他们是伏羲女娲的俗称……这进一步说明伏羲女娲当是苗族的始祖,还傩愿正是苗族祭祖的一大宗教活动。”[33]周明阜在《湘西巫傩民俗探微》中说:“凤凰苗傩主要流行于凤凰、吉首、泸溪和怀化的麻阳等县市,傩公傩母与大庸高傩、花垣苗傩、保靖堂郎苗傩一样,皆源于伏羲、女娲兄妹成婚的故事。”[34]

苗族老人去世,要请巫师唱《指路歌》、《焚巾曲》,操度其亡灵回东方老家与祖先团聚。英国牧师塞缪尔·克拉克在《在中国的西南部落中》说:苗族“出殡由巫师开路,巫师先告诉死者如何进行一次抵达东方祖先处的长途旅行,他念到:现在我们送你到祖先那儿去,在路上,你要闯过很多难关,当你走过蜈蚣岭时,上面布满了许多蜈蚣,但你不要害怕,只管前进,当你爬雪山时,也不要怕冷。到了天国大门,守门老头会拦住不让你进去,你就告诉他,你是谁,以及你祖先的名字,他就会放你进去的。进入天国,你父母以及其他亲属,都会来迎接你,你将幸福也同他们一道生活。”[35]

    无论是中国的苗族或迁徙到海外的苗族,族中老人去世要请巫师或歌师唱古老的焚巾曲、指路歌,指引其亡灵按照祖先迁徙的路线,一步一个地名地返回东方故地投祖,然后从那里升天,到天上去与死者的众祖先亡魂团聚,而后过着犹如阳间一样的温馨、祥和的生活。在苗族人的观念里,死亡被认为是一次美妙的、通往生命之源的旅行。当然,暴死者或者死得太年轻的人,是没有资格回东方老家与祖先团聚的。

    四、考古发现“东蒙”人的相关资料

众所周知,在世界人类文明中,早期东方文明是先于西方文明的。在中华文明中,东部文明也是先于西部文明的。从中国史籍记载、考古发现和学界研究考证来看,上古居住在东部的“东蒙”人比居住在西部的“氐羌”人还要早出1000年。司马迁在《史记·六国列表第三》中曾感叹说:“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 我国东部文明先于西部文明,也得到一百多年来的考古发现证明,早在一万年前左右,居住在我国东部的“东蒙”人或他们的祖先,就已经在“口朝黄土背朝天”地经营稻作农业了,已经开始烧制陶器了,最初的图画文字也已经产生了

从我国考古发现来看,上古“东蒙”人即伏羲太昊部族文化,从距今约9000年前的贾湖文化起历经后李文化(距今约8300)、北辛文化(距今约7300年)、河姆渡文化(距今约7000)、良渚文化(距今约6500)、大汶口文化(距今约6000年)等,都是上古“东蒙”人所创造出来的不同历史阶段的文化。我国学界多将上述文化统称为是“东夷”文化,这是不确切的。“东蒙”是源,“东夷”是流。上古“东蒙”人是夏商周时的“东夷”及“南蛮”共同的祖先,并称为“东夷”的人们已经不包括苗瑶畲等族的祖先了,并后来全部地触入了华夏集团、百越集团等。

贾湖遗址位于河南省舞阳县北舞渡镇的贾湖村,是一处规模较大、保存完整、文化积淀极为丰厚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共发现珍贵文物标本3000余件。器形种类主要有:陶鼎、陶罐、陶壶、陶碗、陶杯、骨鱼镖、骨镟、骨针、骨锥、骨刀、杈形器、骨笛、石磨盘、磨棒、石斧、石镰、石铲、石凿、石刀、石钻、石砧、砧帽、石环等。还发掘出了碳化稻米及石磨盘、磨棒、石铲等农具,有反映稻作农业起源的大量炭化稻粒、豆粒等植物种子。还发掘出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早的可演奏乐器—骨笛,经研究已具备了四声、五声、六声和七声音阶,被专家认定为世界上最早的吹奏乐器。还发现了具有文字性质的甲骨契刻符号,刻在龟甲、骨器、石器、陶器上。从文化年代及地理学看,贾湖文化上古时期“东蒙”人所创造出来的文化应该是没有疑问的。

后李文化遗迹主要有房址、壕沟、灰坑和墓葬等。房址均为半地穴式。居住面有的经过烧烤,发现灶址和一些陶、石器等生活用具。墓葬死者头向多朝东。后李遗址所在地是上古“东蒙”人活动的地方,后李人死者头向朝东埋葬与现苗族老年人寿终正寝时头向东,唱《焚巾曲》指引亡魂,返回东方故地投祖。《焚巾曲》所说的东方,亦指太阳升起的地方,即指“东蒙”人之古地。

河姆渡遗址遗址发掘出了距今7000年前的生产工具、生活器具、各类艺术品等文物6700余件,以及丰富的栽培稻谷、驯养的猪、狗、水牛和捕获的禽兽的骨骸以及榫卯接合等工艺成熟、建筑结构复杂、有廊有柱的干栏式分间房屋等。专家认为,苗族吊脚楼是河姆渡干栏式建筑的传承。根据现在所知的出土考古资料,上古鸟纹,所见最早的是在河姆渡文化遗址。河姆渡遗址的发掘物陶器上有双头鸟的纹饰,同现今黔东南苗族蜡染双头鸟的纹饰是一模一样的。

良渚文化反映出农业已率先进入犁耕稻作时代,并且手工业趋于专业化,琢玉工业尤为发达;贵族大墓与平民小墓的分野显示出社会分化的加剧;刻划在出土器物上的原始文字被认为是中国成熟文字出现的前奏。但是,对中华文明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良渚文化不知为何突然间就衰落了,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纪仲庆在《良渚文化的影响与古史传说》中说:“我认为良渚文化很可能就是古史传说中的蚩尤部落集团。”俞美霞作《陶匏祭天的鸟纹符号探析》中说:杭州湾地区的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不仅有其文化上先后的传承关系,同时,在鸟纹图像上也有其密切的历史渊源……只是河姆渡文化的祭祀符号多是刻在象牙蝶形器上,而良渚文化的刻绘符号则多是在玉器上。

王子明在1995725日《扬子晚报》上撰文指出:“我国古代最发达、文明程度最高的良渚文化4200年前突然在太湖地区消失,成为考古学界的‘千古之谜’……阜宁县张庄遗址的发掘,首次在江淮地区发现良渚文化遗址,探明良渚文化在太湖地区消失后由南向北迁徙……从而解开了这一‘千古之谜’……据《史记》记载,在公元前21世纪之前,良渚文化部族首领蚩尤曾与轩辕黄帝发生一场战争——涿鹿之战……这一发掘,印证了蚩尤部族的北上……。”[36]

何驽先生认为,良渚文化即是蚩尤文化,良渚玉器流行的那种神人兽面图像即是蚩尤像,蒋乐平先生也认为良渚文化为蚩尤文化,良渚文化的衰亡与黄帝战蚩尤有关。[37]

王大有在《蚩尤氏在中华文明史上的杰出地位论纲》中指出:苗族“都是头戴飞鸟形凸玉冠上插羽毛,这种玉冠,首见于河姆渡文化(距今7000多年),发达于良渚文化(65004200)—大汶口文化(65004500)—龙山文化(45004000)的陶器、玉器上,尤其集中于玉圭、玉钺、王冠上。”[38]

综上所述可知,7000年居住在我国东部的“东蒙”人是中华文明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历史源头。这不但是有籍可稽、学者考证,还有民俗印证、考古发现证明。如前所述,“东蒙”人是古苗人的启蒙时期,也是中华文明中华民族的发轫时代。苏秉琦教授生前提出要重建中国古史是有道理的。

                                                                                                                               作者:石朝江



[1]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史籍载苗族早期历史资料整理与研究》(批准号:11btq017)阶段性成果。

[2]石朝江,贵州省社会科学院二级研究员。

[3] 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第218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4] 刘起釪:《古史续辩》第17417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5] 刘起釪:《古史续辩》第17918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6] 林惠祥:《中国民族史》第250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版。

[7]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8990页,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8] 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108109页,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9] 王钟翰主编:《中国民族史》第9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10] 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第140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1] 张润平:《试析古羌族与汉民族的源流》,引自中国民族宗教网。

[12] 柳诒徵著:《中国文化史》第20页,东方出版中心,1988年版。

[13]袁珂《中国古代祌话》第244页,中华书局1960年版。

[14]金荣权:《帝俊及其神系考略》,载《中州学刊》1998第1

[15]张碧波:《三皇文化论》,载《天水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

[16] 王大友:《三皇五帝时代》() 103页,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5年版。

[17] 蒋南华:《中华文明七千年初探》第7778页,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

[18] 翦伯赞、郑天挺:《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第120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

[19] 王献唐:《炎黄氏族文化考》第297-307页,青岛出版社20069月第1版。

5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88页,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19] 郭沫若:《中国史稿》,第111112页,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20]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88页,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21] 郭沫若:《中国史稿》,第111112页,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22] 洞庭西子·苗青:《苗族文学论稿》第289290页,现代出版社,2015年版。

[23] 蒙文通:《古地甄微》第13页,巴蜀书社,1998年版。

[24] 蒙文通:《古地甄微》第7页,巴蜀书社,1998年版。

[25] 石宗仁:《荆楚与支那》第124125页,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

[26] 杨娟、杨庆林、敖尔美:《中华民族通史论纲》第3537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版。

[27] 参见萨维纳《苗族史》第143页,贵州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8] 郭克煜等著:《鲁国史》第31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9] 伍新福:《中国苗族通史》第6页,贵州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

[30] 杨万选:《贵州苗族考》第910页,贵州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31] 贵州省民间文学工作组编:《苗族文学史》第83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32] 王万荣:《苗族历史文化探考》第173174页,云南民族出版社,1914年版。

[33] 张应和:《湘西苗族还傩愿源流考》,载《吉首大学学报》社科版1991年第4期。

[34] 周明阜:《湘西巫傩民俗探微》,载《民族论坛》1992年第1期。

[35] 塞缪尔·克拉克:《在中国的西南部落中》第3738页,贵州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36] 王子明:《南博发掘阜宁陆庄遗址,首次解开蚩尤部族良渚文化消失的千古之谜》,载《扬子晚报》1995725日。

[37] 蒋乐平:《文明起源研究略说》,载《考古与文物》1993年第5期。

[38] 王大有:《蚩尤氏在中华文明史上的杰出地位论纲》,载《先秦史研究动态》1996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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