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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族牛崇拜审美意识的符号化
作者:谭祖武 来源:本站原创 日期:2016-12-14 阅读:3032
 

苗族牛崇拜审美意识的符号化

——“牛角形”对苗族造型艺术的影响

作者:谭祖武

  要:牛是与人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家养动物。牛耕的使用,解放了劳动生产力,是农业技术史上农用动力的一次革命。各族人民对牛都有着不可割舍的崇拜情结。苗族是个生存于山地的民族,居住的地理环境造成对牛的生存依赖,牛的功利作用对苗族人集体意识的影响,积淀而成苗族对牛的崇拜的集体认同心理,经人的情感投射而将牛作为美的对象加以观照,从而衍生出各种以牛的代表性标志物——“牛角”为美的造型艺术。其造型艺术的发展过程,显示着从具象到抽象的审美意识的升华。这种抽象变形的符号形式是具有开放性发展属性的符号形式,在基本符号形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可以衍生出众多花样百出的艺术品。由此可知:形式符号情感的表现缘于形式符号给人造就的心理定势和美感直觉,缘于形式符号视觉能指蕴含的规定性所指,这正是有意味的形式之所以具有形式美的永恒魅力。

关键词:苗族  牛崇拜  功利性  抽象变形  符号形式

牛是与人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家养动物。世界各地各族人民都对牛有着不可割舍的崇拜情结。苗族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山地民族,因对牛的崇拜而在生产生活中处处打上了尚牛的烙印,在其装饰艺术和造型艺术上,以“牛角形”为美成了苗族千年积淀的民族心理和审美意识。本文试从“牛角形”对苗族造型艺术的影响上入手,旨在探究苗族牛崇拜审美意识符号化的形成过程,从而深化情感形式符号理论的认识。

一、世界各族人民的牛崇拜简述

据考古发现,早在7000年前,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饲养牛的技术。在中国,浙江余姚河姆渡和桐乡罗家角两处文化遗址的水牛遗骸,证明约7000年前中国东南滨海或沼泽地带,野水牛已开始被驯化;陕西临潼白家遗址出土的家养牛牛骨,距今7000多年;甘肃永靖大何庄遗址出土的牛、羊遗骨,距今约4000年左右。这些考古发现,确证了中国家养牛与人相伴为生已有很久远的历史了。但是,早期饲养牛,只是为了用作祭祀的牺牲,或食用、驮运、拉车,并未用于农耕。从殷墟妇好墓中出土的高5.8厘米,长11厘米,以新疆墨玉河中的籽玉雕成的墨绿玉雕卧牛可以看出,殷人已知牵牛要牵牛鼻子;在江西新干出土的商代青铜器中发现有青铜犁铧,长9.7厘米,肩阔12.7厘米。牛的被役使,又有耕具犁铧,说明当时已用牛耕田不是没有可能。中国直到西周时期才发现有用牛耕的证据,但并未普及。根据考古发现,中国春秋时代已经为牛穿鼻,经春秋战国几百年的发展,牛耕才盛行于汉代,在整个社会得以普及。东汉时牛耕日益发展,已使用耧车一牛一犁法,人与牛的关系就更为密切了。用牛代替人来拉犁是一项先进技术,将拉车的牛用在农业生产技术上是一种创造。牛力大,温顺,便于驾驭,牛耕的使用,有助于解放劳动生产力,有效地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增加劳动收入,提高生活水平,是农业技术史上农用动力的一次革命。如果商代已有牛耕可以得到证实,那么中国牛耕史就有三千多年历史了。因此,在人们生产生活中,牛便成为极为重要的饲养动物。

牛崇拜的事例在世界上随处可见,根贵州凯里学院罗义群教授在其《苗族牛崇拜文化论》一书中,指出“牛崇拜是世界性的文化现象。”例如,在印度,信仰印度教的人敬牛如敬神,认为牛是主神湿婆的坐骑,牛背上总是坐着湿婆神在巡视着印度大地。印度时至今日还以宪法禁止屠杀神牛。作为重要的农耕畜力,在其老后,主人若因经济原因不愿赡养天年,便放之于野,任其自生自灭,这反映了印度人神牛崇拜的宗教感情。此外,古埃及人、波斯人也视公牛为人类的祖先而倍加崇拜。

中国各民族对牛都有着深厚的感情,不同程度地体现着对牛的崇拜情结。距今3000年前新石器晚期的沧源崖画,绘有牵牛、吆牛、骑牛、食牛、饮牛、斗牛、剽牛等图画。牛在佤族人的生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佤族人认为牛是本民族救命恩人,在佤族创世史诗《司岗里》和神话故事《达惹嘎木》中都有记述,佤族人逢年过节都要先拜祭水牛,村寨中央栽有“丫”字形牛角桩,妇女筒裙上绣着牛头纹,男子上衣装饰有用银泡或布制作的牛头图案,在传统节日新米节上往往要举行剽牛活动。藏族崇拜牦牛,整个藏区的屋宅、墙角、玛尼石堆,寺院祭台都供奉着牦牛头骨;其中藏族的甲戎人、嘉戎人把“牛首人身”的大神敬供在朝圣的地方和顶礼膜拜的神龛上以及家家户户的院门头顶;藏族原始宗教曾一度将牦牛奉为“神牛”,是朝野、政教神圣的供物,宰杀牦牛必须经教徒念诵长经300遍方可,牦牛的价值在当时远远高于奴隶的价值。广西北部壮族人每年农历四月初八要为牛过牛魂节,是日必须为牛扫栏、刷身、洗浴、喂牛吃五色饭,摸牛背以示祝福,敲锣打鼓为牛招魂,并给牛喂米酒,跳舞唱歌以酒洗“牛魂石”欢庆牛节。贵州布依族在农历四月初八要过牛神节,为牛洗身、卸轭、喂黑米饭。此外,仡佬族有祭牛王节,土家族有牛王生日节,羌族有牛王会,畲族有牛“见三”,客家人有舞春牛等各式各样与牛有关的节日或活动,体现了山地民族对牛的崇拜之情。

二、苗族牛崇拜情况综述

苗族是中国人口众多的少数民族之一,拥有1200多万人口,广布于国内外。“主要居住在长江水系中、上游和珠江水系中、上游之间的苗岭、武陵、乌蒙大娄山、大南山、云岭等五大山系。此外在五指山以及滇中一带也有不少苗民居住。”[1] 贵州是排名第一的苗族大省,人口约400万,占国内苗族总人口的48.8%;湖南省有180万占21.97%,排名第二;云南省106万,约占12.94%(以上数据均为2000年统计,见200711月吴荣臻、吴曙光主编的《苗族通史》<>)由此可见,苗族居住的地理环境,都是崇山峻岭,山高林密,耕种困难,牛在苗族人民的心目中,就更胜于其它少数民族,离开了牛,苗族人几乎难以维持生活。苗族人对牛的生存依赖,在生产生活和节庆习俗中处处都打上了不可磨灭的烙印。

苗族人特别器重牛,在十二生肖记载中,以“牛年”为最吉祥的年头。苗族村寨寨门,往往挂有牛头型饰物标志。屋门连结门板的连楹(俗称“打门棰”)刻意做成牛角形,栓门的门斗也多做成牛角形。苗族人迎接贵宾兴行拦门酒,少则三、五道,多至十二道,最后一道往往设于寨门口,盛酒必用“牛角杯”,此杯用整支水牛角做成,盛满酒时,只能用手拿着,无论平放、竖放都有可能让酒泼出来,甚是不敬,所以,当逢苗族人用“牛角杯”敬酒时,客人千万不要用手去接“牛角杯”,否则敬酒人一松手,满满一“牛角杯”酒将全归接杯者,喝不完又没处放,且很难放,客人将狼狈不堪,成为惹人取笑的笑料。

苗族与牛有关的节庆节会众多,诸如“牛王节”、“洗牛身节”、“椎牛节”,还有“祭牛王菩萨”、“砍牛打同年”等。苗族人祭祀完毕往往留下牛头,牛角作“亡灵”看待。在雨季“龙船节”时,在龙船的龙头上安装一对水牛角,名之曰“牛龙”或“龙牛”,视为牛、龙合一的神物,喻其既可耕田,又能呼风唤雨,以至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武陵山区的苗族人,用竹篾条之类器材扎成水牛头,人手持“牛头”模仿水牛格斗,俗称“斗牛舞”。乌蒙山区的苗族人,人称“长角苗”,自然条件恶劣,经济困难,便用优质白枫木制成长长的“牛角形木梳”作装饰(见图一)。黔东南凯里、雷山一带苗族喜欢戴“牛角”形银饰(见图二)。因黄牛、水牛其角不同,黄牛角短小,弧度不大,水牛角长大,弧度大,构成“双弧边三角形”,两支配成一对,对称而美观。因此,苗族人戴的“牛角”银饰中也有大牛角与小牛角之别,但以大牛角形俱多。牛因其在苗族人生产生活中的重要性而倍受关爱,苗族人在其银饰、刺绣、器具上,都喜欢制作与“牛”有关的各种图形、图案,以示对牛的崇拜。牛力可耕田、拉车、拉磨、驮运;牛肉鲜美可供人食用;牛是食草动物,性情温顺,便于驾驭、饲养。牛的特性长期以往影响着苗族人的集体意识,积淀而成整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从而形成苗族崇尚牛角形造型的共同文化审美取向。

三、牛的功利作用对苗族民族心理的影响

在漫长而久远的农耕社会里,耕种的形式由原初的刀耕火种,到后来的人力耕种直至再后的畜力耕种。畜力的使用是耕种技术的一大革命,它使人摆脱了繁重的体力劳动而将这一劳动转嫁于在力量上远远超过人的牲畜身上,从而提高了耕种劳动效率,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牛是人使用的重要畜力之一,特别是在山地,牛能爬坡上坎,远近皆宜,大路小路皆可,涉水过河更不在话下,可以完成远地耕种和险地耕种任务。耕种的实现保证了人们的安居生活,从而让人摆脱了逐水草而牧、择山水渔猎、采野果而食的迁徙生活,从劳动成果的不可预期性变成了劳动成果的可预期性,促进了定居生活在人类社会的普及。

时至今日,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促进了农业机械化的实现,但山地农业的发展照样离不开牛,因为山区地理环境的险恶制约了山地农业机械化的实现。在山区,险地、远地耕种还依赖于牛,因为机械耕种在平原有其优势,但在山区往往难以发挥作用,农业机械难以上高山,走小路,爬坡上坎,而牛可以,这就是牛在现代农业机械化已相当发达的今天照样有其用武之地的客观条件和物质基础。牛是山地民族的命根子,是山区人民的生命之源,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只要有农业存在,就一定有牛的生存空间。

苗族是一个生存于山区的民族。牛的功利作用几千年来对苗族人民集体意识的影响,规定着苗族人的审美观。据美学研究得知:美感的最初产生总是缘于客观事物对人的功利性影响。日本学者笠原仲二在其《古代中国人的美意识》一书中,从词源学的角度考证了中国人原初美意识的产生,认为中国人以“羊”、“大”为“美”,最初的美感意识是:“第一,视觉的,对于羊的肥胖强壮的姿态的感受;第二,味觉的,对于羊肉肥厚多油的官能性的感受;第三,触觉的,期待羊毛羊皮作为防寒必需品,从而产生一种舒适感;第四,从经济的角度,预想那种羊具有高度的经济价值即交换价值,从而产生一种喜悦感。”[2]这种功利性的观照天长日久便形成了民族的集体心理认同,积淀成民族的集体无意识,由此产生共同的美感心理体验。苗族对牛的美感认同,首先是牛的强健有力能提高农业生产能力,增加收入,滋养生命,其二,牛体形巨大而肉多,鲜美可口,供人食用是不可多得的佳肴,先民们最初养牛就是供给人食用的,牛是作为人的重要食物储存而饲养着的;其三,牛皮、牛角、牛骨具有多种用途,可以制作人们日常必需的各种生活用品;其四,牛的重要性决定其极其珍贵的经济价值,牛的多少也标志着人的生活富裕程度。牛之所以被苗族人民认为是美的事物而特别关注,正是源于牛对苗族人民利莫大焉,故而成为美的对象。在苗族的刺绣、银饰等工艺的中都有表现(见图三、图四)。由此可以确证:“物质产品向精神产品的这种转化,是在生产实践的过程中完成的。”[3]

苗族人对牛的崇拜由来已久,但这种崇拜不是牛的图腾崇拜。罗义群教授在《苗族牛崇拜文化论》一书中也阐述了这一观点。这是因为图腾崇拜是具有具体含义的专有名词,它与苗族对牛的崇拜是有本质区别的。图腾一词源于北美洲印第安人阿尔冈金部落奥吉瓦人的方言,英文拼写为“totem”,意思是“他们的血族”。由此可知,图腾具有以下含义:(1)图腾对象与本氏族部落祖先有一定的“血缘关系”;(2)图腾对象因与氏族部落“关系亲近”而成为本氏族部落的保护神;(3)图腾对象的图像是本氏族部落的象征标志即族徽。反观苗族对牛的崇拜,苗族人并不认为本民族与牛有某种“血缘关系”,苗族人明确认同自己的族祖是蚩尤而非牛。苗族人虽然把牛神作为本民族的保护神,只是因为牛在苗族人的生产生活中所占位置太重要了而加以神化的结果;苗族人并不把牛或牛头的图像作为本民族的象征标志或族徽,他们喜欢用牛头骨或牛角为饰物,也并不只是苗族人的专利,藏族、佤族、壮族、黎族、布依族、土家族、仡佬族等众多在山区生活的民族都有用牛头骨或牛角作饰物的习惯,所以说,苗族对牛的崇拜不是图腾崇拜,“因为图腾崇拜不是一个普遍的文化现象,也不是每一个民族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4]

综上所述,苗族对牛的崇拜的集体认同心理,经人的情感投射而将牛作为美的对象加以观照,从而衍生出各种以牛或牛最具代表性标志物牛角为主题的艺术品,从苗族各种与牛联系在一起的艺术品的发展过程中,显示着一条从具象到抽象的审美意识升华之路。

四、从具象到抽象:苗族牛崇拜审美意识的符号化

苗族人崇拜牛,因审美情感选择的倾向性而处处显现着牛的身影,以认知为目的的写实风格牛像工艺品便应运而生(见图五)。这种写实风格的银制牛头胸牌,完整而细腻地再现了牛头的各种细节,比例合适得体,刻画细致入微,做工精致,完全满足以正确把握自然物象的规律之要求模仿自然物体形态的写实规范,在一定程度内显现了自然物象的真实性。这在苗族刺绣作品上也同样能看到,如果我们认真观察写实的苗绣可以看出(见图六),为了达到极为逼真的写实效果,苗绣也采用了犹如西方点彩画派那样的点彩技法,以纯色线碎针法去表现色彩的光影效果,实现画面明暗变化的立体感表现,打破单色线平面化块面化的二维视觉效果。在苗绣中,即使是单色线平面化的视图(见图七),其写实的细腻逼真也是显而易见的,这正是写实风格作品有具象再现客观事物的真实性而感染人的本质属性,虽然这种再现也是或多或少渗入了创作主体主观观照之后的认知表象的再现,但其忠实于客观事物的高度近似体现着美是源于真的美学特质。

微妙微俏的真实再现以具象事物自然有利于认知,但却不便于表现,因为审美的目的就是情感的表现,能激发人的审美情感的表现才是合目的的表现,要实现这一表现,还要让表现符合表现的规律,才能达到合目的与合规律的统一,找到情感的表现形式,才能升华审美意识。

 

 

心理研究表明,知觉的恒常性、整体性、概括性、选择性、创造性是人将客观事物符号化的心理基础。当真实再现因其需要较高的技术难度而阻碍了人的表现自由时,人便会努力实现技术突围以完成表现的自由。借助于某一客观事物最具特点的元素以实现对这一客观事物的指称,是一种便捷的表现,这一局部元素便成了具体客观事物的象征符号。这种象征符号在人的主观观照下蕴含着极其深刻和丰富的含义,成了情感表现的符号形式,这是一种特别的有意味的形式,因为正是这有意味的形式实现了情感的符号化,完成了审美的表现自由。苗族崇拜牛,在其情感表现的场所不可能随时随地都微妙微俏地再现一头完整的牛或牛头,于是只得选择牛最具个性特点的牛角来借代指称完整的牛以完成情感的象征性表达。而牛角这种具有同向“双弧边三角形”特点的形状经知觉的恒常性、整体性、选择性、概括性、创造性作用之后,一切细节皆被省略,最后得出最为简洁的符号化“双弧边三角形”符号形式(见图八),经符号化之后便成为平面化的“双弧边三角形”线条图案,这一符号化之后的有意味的形式,再经变形抽象,便成了寄寓情感的美感造型范式,从而衍生出各种各样不同的艺术品来,无论艺术品的细节变化差异性有多么巨大,其基本造型符号形式保持不变。正如符号论美学典型代表苏珊·朗格所述:“艺术这种表现性符号的出现,为人类情感的种种特征赋与了形式,从而使人类实现了对其内在生命的表达与交流。”[5] 且让我们观察图九中的图片(见图九),从中轴线剖开看,这些作品都暗含单支牛角形的“双弧边三角形”元素,是由单支牛角组合成的双牛角形抽象变形所衍生出来的艺术品,其基本图式都包含有“双弧边三角形”的牛角特征。由此可知,苗族因崇拜牛而以最具特点的“牛角形”为美的造型艺术基本符号形式。

 

结 语

苗族因崇拜牛而以“牛角形”为美的审美意识的符号化,是经具象逐步抽象而得来的。其最初是最为具象表现的工艺品(见图十),经初步抽象变形而得出初级抽象工艺品(见图十一),还能明显看出牛头形和牛角形,再经进一步抽象变形而得出深度抽象工艺品,暗含有牛角形(见图十二),最后抽象变形而生成最为简洁的符号化工艺品(见图十三)。由具象到抽象的审美意识的升华,是具有开放性发展属性的符号形式,在基本符号形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可以衍生出众多花样百出的艺术品。正如苏珊·朗格所述:“艺术抽象所要达到的目的是创造一个既不脱离个别,又完全不同于经验中个别,比经验中个别更具普遍意义,容纳更多意味的东西。”[6]

在以苗族文化为背景的艺术品中,无论艺术品的外观造型如何变化,只要艺术品暗藏有“牛角形”这一基本形式符号,苗族人崇拜牛的情感皈依将始终蕴含于其中。所以说:就造型艺术而言,形式符号情感的表现缘于形式符号给人造就的心理定势和美感直觉;缘于形式符号视觉能指蕴含的规定性所指。这正是有意味的形式之所以具有形式美的永恒魅力。

参考文献:

[1]  吴荣臻、吴曙光:苗族通史<>[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1月第1版,第4041.

[2]  []笠原仲二:古代中国人的美意识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7月第1版,第3.

[3]  胡连元等:美学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3月第1版,第69.

[4]  张文安:中国与两河流域神话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2月第1版,第167.

[5][6] []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M].刘大基、傅志强、周友祥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8月第1版,第8页,第19.

单位:湖南省花垣县民族研究所

作者:谭祖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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