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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泉大山里的乡土文化
作者:杨志强 赵旭东 曹端波 来源:本站原创 日期:2014-05-24 阅读:5308


           

                         重构“古苗疆走廊”  ——西南地域、民族研究及文化产业发展新视域                                           作者: 杨志强  赵旭东 曹端波 

 

2013年,地处西南腹地的贵州省即将迎来建省六百周年的纪念时刻。六百年前,贵州从一片所谓的“蛮荒之地”上诞生,最终成为一个拥有十七万余平方公里面积的土地,近四千万人口的泱泱大省。然而,当初明王朝之所以在永乐十一年(1413年)设置贵州省,与一条驿道关系极为密切。这条驿道从湖南省境内常德沿水路两路溯沅江而上,进入贵州东部门户镇远,然后改行陆路,东西横跨贵州省中线的凯里、贵阳、安顺、盘县等后入云南省,经马龙、沾益、曲靖等抵昆明。数百年过去了,当初在强烈的国家意志下开辟的这条维系内地与西南边陲之间命脉的“官道”,随着其后“改土归流”、“开辟苗疆”等一系列“内地化”政策的实施,其敏感性逐渐退隐而淹没在历史尘埃中。然而,回溯历史,我们看到:这条古驿道——笔者在此称之为“古苗疆走廊”,其沿线及周边地域,不仅留下了厚重而多样的文化积淀及景观,对我们了解明清时代以后西南地区的“国家化”过程、汉族移民史、族群文化交融与互动、文化景观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问题都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进而通过对“苗疆走廊”研究,以此构建起贵州省地方文化的“主体性”认同,并结合经济发展战略,推进其作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之一的“文化线路”的保护、开发与申报,对今后整个西南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也可提供一条新的发展思路[1]

                            一

大约在一百多年前的1902年至1903年间,日本著名学者鸟居龙藏,只身来到中国西南地区,进行了一次影响深远的田野调查之旅。回国后,他于1906年出版了《苗族调查报告》,1926年,又出版了《从人类学上看西南中国》一书。在后一本书中,鸟居氏以日志的形式,记录了他从湖南经过贵州至云南,再辗转到四川进行调查途中的一路所见所闻。在这本著作中,鸟居氏对一路所见的西南非汉族群,如“黑苗”、“花苗”、“罗罗”(彝族)等的体质特征和风俗等都仔细进行观察并作了详尽的描述,除此之外,他还对途中所经之处他所看到的各地城镇的状况以及在驿道上邂逅的商队、下宿的官方旅馆“行台”的情形等均有叙述并留下了大量珍贵的照片。这些对我们了解百年西南地区的民族分布及各地社会状况显得弥足珍贵[2]


上述鸟居氏进入西南展开的人类学调查之旅,其所行路线都是过去连接内地与西南边陲云南的驿道,这其中尤其是从湖南经贵州进入云南一路所走的路线,正是元明时期以后方开辟的一条连接中原与西南边陲的最重要的交通命脉。可以说,从元明时代以来直到晚清的数百年间,这条驿道一直是维系西南与中原之间政治、经济及文化联系的大动脉。它起于湖南洞庭湖畔的常德,沿水陆两路溯长江支流的沅江而上,经桃源、辰州(沅陵)、沅州(芷江)、晃州(新晃)等地,进入贵州境内;过平溪(玉屏)、镇远、偏桥(施秉)、兴隆(黄平)、清平(凯里)、平越(福泉)、新添(贵定)、龙里、贵州(贵阳)、威清(清镇)、平坝、安顺、普定、关索岭(关岭)、安庄(镇宁)、安南(晴隆)、普安等地入云南,再经平夷(富源)、沾益、曲靖、马龙、杨林(嵩明)至云南府(昆明)。按明代隆庆年间(1567-1572年)刊印的商书《一统路程图记》中所载驿站间里程数计算,从常德至昆明间的里程全长约2600里(1400公里)长。如按文献记录中常以“辰沅普安东路”来泛指此路,即以辰州(沅陵)为该驿道之起点计算的话,其总长度约2300里,即1150公里长。这其中,经过现今湖南省境内的路段约有670里,贵州路段约1180里,云南省境内约450[3]

自元代统一西南后,云南省因其重要的战略地理位置,又是扼守西南边陲的桥头堡,故成为王朝政权的重点经营的地区之一。据研究,这时期元王朝开辟了多条从内地入滇的驿道,其后形成了两条最重要的通道:一是自泸州经乌撒(威宁)、毕节至中庆道(昆明),即从四川省泸州出发,经叙永入云南省的威信,再经贵州省的毕节入云南宣威、曲靖、马龙等至昆明,文献中亦称为入滇“西路”。二是自湖广辰(州)、沅(州)经普安至中庆道;元代至元二十八年(1291)开通此道,走向是自湖南沅陵入贵州镇远,经黄平、贵阳、安顺、普安、盘县入云南曲靖等地至昆明[4]。这条驿道在文献中亦称为湖广入滇之“东路”,明代后又称为“一线路”。然因所经之地多为各行省之间交叉的边缘模糊地带,又一路经过的是土司控制或非汉系族群的分布区域,时阻时通,故真正成为交通主动脉是在明代以后。

明初,将元代在现今贵州省内设立的“八番顺元宣慰使司”改为“贵州宣慰使司”,其地分属在湖广、四川、云南三省辖区内,或为大姓土司及众多小土司所控制,或为完全摆脱土司和朝廷控制的“化外”之“生苗地界”。如现贵州省西北部直至中部的大片地区为彝族的安氏土司的地盘;北部现遵义地区为播州土司之辖地,东部及东北部地区为思州及思南土司控制,而分属于珠江和长江流域上游水系的都柳江和清水江之间,即现今的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范围内则为“生苗”盘踞的地带,黔南和黔西南一部则为广西泗城土司控制,或为“生苗地界”。明初为征服云南省梁王的割据势力,朱元璋派傅有德等率三十余万大军,于洪武十四年(1381年)分道从泸州经乌撒的“西路”及湖广辰州、沅州经黄平至普定(安顺)的“东路”道进军云南。平定云南后,朱元璋深忧安氏、乌撒、乌蒙、芒部等各地土司叛服不常,阻塞道路,“虽有云南,不能守也”[5]。故入滇大军在沿湖广至安顺通道入滇之际,即开始“沿途设堡”[6]。并谕令归顺的乌撒、乌蒙等各部土司:“宜率土人随其疆界远近开筑道路,各广十丈,准古法,以六十里为一驿。[7]” 同时在洪武十五年(1382年)在贵州设置了省级最高军事单位的“贵州都指挥使司”,开始在各入滇驿道上陆续建立卫所。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以平定思州土司叛乱为契机,正式设立了贵州省(即“贵州布政使司”),将思州、思南土司辖地析为铜仁、黎平等八府,并领州县若干及数十个土司辖地。这时分布在“贵州布政使司”领内各驿道旁的卫所,已有十八卫,其后在省内前后共设置三十卫之多。

可以说,贵州省之设立,初衷就是为了保障通往云南省驿道的安全。而其中又尤以保护由湖广辰州至贵州普定,东西横跨贵州省中部入滇的所谓的“东路”为主。如此一国政府为保护一条交通要道而专门设置一省级单位这样的重大举措,即使从世界范围内看,也可谓为罕见之举。对此明代的官方文献曾有明确表述:“贵州四面皆夷,中路一线,实滇南出入门户也。黔之设,专为滇设,无黔则无滇矣”[8]。明代著名地理学家王士性(1547-1598年)在其《广志绎》一书中亦云:“西南万里滇中,滇自为一国,贵竹(贵州)线路,初本为滇之门户,后乃开设为省者,非得已也”[9]。在这里,他明确指出了贵州之建省,乃是为保障“一线路”之安全的“不得已”之举。而这实缘于贵州省在西南地区所处的重要地理位置之所然。对此清初顾祖禹在其《读史方舆纪要》中有过颇为生动的描述:“贵州之地,虽偏隅逼窄,然驿道所经,自平溪、清浪而西,回环达于西北,几千六百余里。贵阳犹人之有胸腹也。东西诸府卫,犹人之两臂然。守偏桥、铜鼓以当沅、靖之冲,则沅、靖未敢争也。据普安、乌撒以临滇、粤之郊,则滇、粤不能难也。抚平越、永宁以拒川蜀之师,则川蜀未敢争也。所谓以守则固矣。[10]

乾坤几经嬗变,一线横贯东西。几百年来,当初国家政权用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开辟出来的这条“官道”,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科技的进步,由湖广入滇的驿道变成为湘黔滇公路,其后又建成了湘黔滇铁路。但无论怎样,这条交通要道的战略地位及其重要性从未褪色和中断过。回顾明清时代以来的历史,以贵州省为中心的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国家化”过程,汉移民大量移入及其文化的渗透影响,“苗疆”这一重要的地缘政治概念的形成及其“改土归流”等一系列重大社会变革,无一不与这条驿道有着密切的关系。并且,数百年历史的连续不间断的影响,尤其是明清时代各地汉族移民的大量移入和汉文化向周边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和渗透,除了在驿道沿线留下了大量历史文化积淀外,在汉文化这一坐标系上,各个非汉族群因所受影响不同,也形成了具有显著的地方或族群特色的文化个性。而民族及族群间的互动关系也频繁而复杂,如现今中国的“待识别民族”中的90%以上都分布在这条驿道及其周边地域,由此也可看出,长期历史过程所造就的深厚文化积淀、多样性及族群/民族关系的复杂样态,已远非可以用局部视野或单一学科来覆盖了[11]

基于以上思考,笔者首次提起了“苗疆走廊”这一概念,旨在从地域及社会空间的整体视野出发,关注在以特定的交通线路为中心形成的,呈线性或带状相连的地域范围内,通过对分布在这一特定地域内的国家及民族、族群社会间相互关系的考察,从多学科角度探讨地域内的社会与自然生态间的关系,各族群/民族文化间的共生及相互影响过程等。以下笔者拟对这一概念之内涵加以若干探讨与界定,并就其所特点等内容进行一些初步的总结,以见教于同仁。

                            二、

就本文所提起的“古苗疆走廊”而言,从地域空间上看,主要指的是上述的明代以后正式开辟的由湖南辰州(沅陵)、沅州(芷江)东西横贯贵州中线的所谓入滇“东路”或“一线路”,沿这条古驿道形成了一条穿越数省、长达千余公里,涉及数万平方公里面积的狭长地带。但明清前旧有的经贵州西北入滇“西路”驿道,明代徐霞客从广西经贵州都匀北上与“东路”驿道相连接的“南线”,以及从贵阳经遵义入川的“北线”,是否可视为广义上“古苗疆走廊”的组成部分,尚留待进一步讨论。

          

在前近代时期,“苗”和“夷”一样,曾经是中国南方,尤其是以贵州为中心的西南非汉族群的泛称之一。从清代后期直到民国早期,对这一区域的非汉族群多以冠以“苗”之称谓。因其族群种类多种多样而有“百苗”之称,故此处所称的“苗”,不仅包括今天的苗族,也涵盖了所有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而“苗疆作为一个重要的地缘政治概念,是在明清时代,尤其是清代以后才逐步形成的。自明季开始,“苗”逐渐取代过去的“蛮”成为汉民族对南方非汉族群的泛称。按上述王士性的《广志绎》所载:“其在黔中者,自沅陵至普安两千里,总称曰‘苗’”,由此可知,“苗”最初作为泛称出现的地域,可能就始于辰沅至普安段“一线路”之周边地区[12]。其后“苗”之指称范围逐渐扩大至整个中国南方的非汉族群,而“苗”之分布地域,也称之为“苗界”或“苗疆”。清代以后,“苗疆”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地缘概念,其范围涵盖了贵州全省及周边省份的邻接地带。由此可以说,“苗疆”这一地缘概念的形成,恰好是和上述湖广入滇的这条驿道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换言之,明代以后随着“一线路”驿道的贯通,国家权力和汉族移民才得以深入到这一“蛮荒之地”,并和当地非汉族群关系发生了近距离的交往。在对各个“苗种”社会有了更具体认识的同时,“苗疆”这一概念也逐步形成并呈现出扩展之趋势。故笔者对上述驿道冠之以“古苗疆走廊”之名,实因上述两者间的内在因果关联而来[13]

自二十世纪80年代由已故的著名学者费孝通先生提出“民族走廊”概念以来,将族群/民族的流动迁徙、互动认同以及文化特征等问题置于某一地理空间视野下进行考察,即“地域+民族”的研究范式,一直成为民族学等相关人文社会科学关注的热点领域之一。所谓的“走廊”,在地理学上原指的是连接两个区域中间的狭长地带。而“民族走廊”则多指的是民族或族群长期沿着一定的自然环境如河流或山脉向外迁徙或流动的过程中,在相关线路上保留下来的历史文化积淀[14]。在这些研究中,如“藏彝走廊”、“河西走廊”、“武陵走廊”等地域概念,其对“走廊”之界定所强调的侧面虽各有不同,但一般都认同“走廊”式的山川地理地貌特征对族群迁徙流动及其族群关系和文化等带来的影响。与此相对,“古苗疆走廊”并非是依地理走势“自然”形成的。可以说,它最初就是在国家军事政治力量等的强力介入下,以交通线为中心,将平原、丘陵、山地、高原台地等不同地貌相勾连,在文化上形成既有族群多样性,又具有地域共性,并在沿线保留了大量的历史积淀的、呈带状相连的区域。因此,这种类型的“走廊”更多地受到政治、经济等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而山川形势等自然地理因素在其中的作用则位居次要。

因此,也可以说,“古苗疆走廊”一开始就是在强烈的国家意志下被开辟出来的一条“官道”。这也彰显出和以往“茶马古道”、“南方丝绸之路”这样的自然形成的“商道”或如“民族走廊”这样的依地理山川走势形成的交流线路的不同之处。当然,交通驿道体系的建设为历代王朝权力维系其统治必不可少之一环节,因此驿道在广义上都可称为“官道”。然而,像“古苗疆走廊”这样,既是连接“边缘”与“中心”的一条重要通道,但同时对其所经的周边地域及族群社会的政治、经济及文化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其历史文化遗存不仅厚重而多样,并且各文化间的交融及影响持续数百年仍保持着其鲜活之形态延续至今。此种情形则实不多见。在此,笔者就“古苗疆走廊”之特点仅提出一些初步的看法,以抛砖引玉,期待后贤。

首先,“古苗疆走廊”的开辟及其随之而来的贵州建省,对推进包括贵州省在内的整个西南地区的“国家化”或“内地化”进程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15]。明初征服云南后,进而在驿道沿线设置卫所,以图固守。贵州建省之前,明王朝就先于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建立了省级军事单位的“贵州都指挥使司”,沿驿道设置了十八卫、二所。贵州建省后,据研究,前后设置在贵州省内的卫所共有三十卫、一百四十余所[16],其规模远远超过相邻的广西及云南,按明初(洪武六年)全国的卫所兵力约有一百七十万人计算,驻扎这里的卫所军队数量约占了当时的近十分之一左右[17]。这些卫所除铜鼓卫(现锦屏县)、五开卫(现黎平县)外,都分布在驿道沿线。而分布在驿道线上的卫所中,除驻守入滇“西路”的“西四卫”和位于广西进入贵州驿道上的“都匀卫”外,其余都集中在辰沅经普安入滇的“一线路”上。由此也可看出明王朝对这条驿道重视之程度。从明代直到清代前期(雍正年间),朝廷对“苗疆”内的土司及少数民族的多次用兵,其背景其实都与因其“阻塞官道”有关。而中原王朝实施的一系列政治、军事举措,如明代“苗疆边墙”的修筑、清初大规模的“改土归流”以及“开辟苗疆”等等,也无不与维护这条“官道”的安全通畅有着密切的关系。总的看来,整个明代,王朝权力在贵州的统治基本上采取的是“守势”策略,即以维护交通驿道的安全为中心而无暇顾及其它。“夷多汉少”的状况并未改观;但到了清代以后,国家权力便依托“古苗疆走廊”不断向周边地域渗透,将这些地区置于其直接统治下,大量汉族移民也随之涌入“苗疆”,由此“内地化”进程急剧展开。因此可以说,“古苗疆走廊”不仅是维系中原与西南边陲的重要通道,并且它对位于这两者之间的“苗疆”地域的社会变迁及“国家化”过程都带来了多方面的重要的影响。只是目前从这一角度切入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

其次,自国家权力用政治军事力量强力打通“古苗疆走廊”后,从某种意义上看,它不仅是连接中原与西南边陲的一条重要通道,同时也形成了一条穿越了众多“异文化”,即非汉族群分布地域的狭长的“汉文化走廊”地带,并不断影响和辐射周边地区。

贵州在建省前,一直是众多非汉族群密集分布的地域。明代通过“军屯”、“商屯”及“民屯”等移入了近百万汉族移民,并在卫所的基础上开始筑城,出现了贵州省的第一批城镇集群[18]。但明代终其一朝,汉人主要沿仍是驿道线分布。“其地止借一线之路入滇,两岸皆苗”[19]。而驿道上移动的也主要是过往行客,“黔之往来居十之四,滇之往来居十之五,楚、蜀之往来居十之一”[20]。至明代后期,卫所荒废,军户流失和逃亡现象严重。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徐霞客在游至贵州安顺、关岭一带时,对此曾感叹:“各州之地,俱半错卫屯,半沦苗孽,似非当时金瓯无缺矣。三卫之西(指普定卫、安庄卫、安南卫),为水西所苦。其东又诸苗杂据,唯中一通道行耳” [21]。也就是说,到了明代晚期,国家权力仅能勉强维持这条驿道的通行。到了清代,在康熙年间经历了“三藩之乱”后,贵州全省各地的在籍人口就仅余万余人。其后随着王朝权力统治的安定化,从康熙至雍正年间,对土司地区开始实施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政策,对一些不服王化亦无土司统辖的“生苗地界”,则直接采取军事征服的手段“开辟苗疆”;在各非汉族群分布地区推行府州县制的同时,又开辟疏通了一批新的水陆交通线,形成了以“一线路”为中心的水陆交通网。乾隆时期,受内地汉族人口剧增的压力影响,大量汉民开始自发流入“苗疆”各地。而横贯贵州省中线的这条“古苗疆走廊”也成为湖广等内地汉民进入西南的主要通道。随着汉民的大量移入,至乾隆晚期,贵州省的在籍人口已从清初的万余人猛烈增长到五百余万人[22]。这其中,除了自然增长和在非汉族群地区普遍推行户籍制度外,主要是由于外来移民人口造成的。因此可以说,“古苗疆走廊”不仅是一条物流通道,更是汉人移入西南的“人流”大动脉。并且以这条“走廊”为中线呈现出“一线分南北”之势,即王朝权力的政治与文化的“华夷”界线在地域上也呈现出明显的南北分布特征。如明代后期,以这条走廊为界线,以北大多(不含黔西北部)为接受“王化”的“熟苗”,以南则多为“生苗”地界。至清代中期后,随着汉民的移入,走廊一线以北逐渐成为汉区,在乾隆初期即形成了“生苗在南,汉人在北,而熟苗居中间”之分布格局[23];清朝道光年间,随着汉人的剧增,以往的“生苗”、“熟苗”称谓逐渐消失,官府对其治下的臣民大多区分为“民”·“苗”这两个不同范畴。而这大体上也是以“古苗疆走廊”为界构成南北两大区域,以北多为汉区(除黔西北和黔东北部分地域外),以南则多为“苗”之分布地域。这种民族/族群在地域空间上呈现出的“南”·“北”分布格局一直延续至今。现今贵州省的三个民族自治州,即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和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均分布在过去的“一线路”以南地区。由此愈加凸现出“古苗疆走廊”在地域及民族文化研究上的重要性。

第三,因此可以说,“古苗疆走廊”也是一条以“移民文化”为其特色的文化走廊,它跨越了众多非汉族群分布的地域,并且至今仍然是汉族与非汉族群在文化上频繁交汇和相互影响的交界地带。数百年文化间交汇的历史,在这条走廊沿线不仅留下了深厚的积淀,也造就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事像。贵州省全域来看,城镇大多是在原卫所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城镇分布的密度以及汉文化积淀最为集中的地域事实上也正是沿“古苗疆走廊”呈带状分布。如镇远青龙洞古建筑群、黄平飞云崖、贵阳青岩古镇、安顺孔庙以及各地遗留的各省移民会馆等。在地域文化上还有诸多流传在各地民族民间社会中的傩面具、地戏、军戏以及花灯戏等。其中安顺明代移民后裔“屯堡人”中流传的地戏,其中心在安顺,并一直延伸到云南澄江县,基本上也是沿这条走廊带传播分布,呈现出明显的带状分布状况。此外,各地非汉族群社会在主流社会和文化的影响下,既深受汉文化的熏染,同时又因地域或族群的不同而形成具有自身特点的多样性特征。如黔东的侗族社会,其“侗戏”形成与发展,就受到了汉文化的强烈影响,并且侗语基本上也是以这条走廊为界分成南侗与北侗两个方言区。而在汉族社会中几乎无人不晓的“苗疆”之“蛊毒”言说,事实上最早文献记录也是出现这条走廊地带的与汉人社会往来密切的一些非汉族群社会中,如“仲家苗”(布依族)等。在这一地域一些汉族社会、包括部分少数民族社会中至今流传的“调南征北”、“安屯设堡”,以及祖籍来自“江西”说等传说,显然也是受到后来汉移民文化的影响。此外,沿着“古苗疆走廊”,汉文化对走廊的周边非汉族群社会的影响,距离愈远,空间上也呈现出递减趋势。现今贵州省所谓的“原生态”文化最集中分布的地区,大多就位于像月亮山、雷公山等这样的远离走廊或地理阻隔的偏僻之处。

第四,“古苗疆走廊”上频繁的人口及文化的流动,也形成了极其复杂的民族/族群关系。历史上,在这条走廊上移动的不仅有汉族移民,也有不少非汉族群的群体沿这条通道迁徙移动,造就了复杂多样的族群认同的“边界”。80年代初期,在国家重新进行“民族识别”的过程中,贵州省内要求重新进行民族身份识别的群体有八十多个(后被归并为二十三个),九十余万人[24]。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要求进行“识别”的族群除“长袍瑶”、“六甲”等少数外,大多都分布在“古苗疆走廊”的沿线条状地带内。如贵州西部地区的七姓民、卢人、羿子、南京、穿青、蔡家、喇叭、里民,以及东部地区的木佬、革家、东家、西家、绕家等。其后经过识别和归并,贵州省的“世居”少数民族增加到十七个,但仍有“穿青”、“革家”等“待识别民族”近八十万人,约占今天全国“待识别民族”人口总数90%以上。从上述这种情况也可看到,正是由于“古苗疆走廊”历史上频繁的人口移动,以及族群间复杂的互动关系造就了族群间这种复杂认同边界的形成。回顾过去,一方面,自明代以后,随着“内地化”进程的展开和汉民的移入,一些非汉族群社会除了依其语言、服饰种类或婚姻圈等文化要素来划分其“传统的”认同边界外,同时依汉化程度的高低,将“华夷之辨”这一“文明—野蛮”的二元结构图式进行自我内化和再现,建构起了新的族群认同边界[25]。另一方面,即使在汉人社会中,明代军屯、民屯后裔“屯堡人”、“穿青人”之间,以及他们与后来移入的“客民”之间的隔阂,都对其后的“民族识别”工作带来很大的影响。因此可以说,“古苗疆走廊”沿线地带不仅在文化上兼具地域“共性”及族群“多样性”特点,并且历史上剧烈社会变动背景及族群间的复杂关系导致了汉族内部、汉族与少数民族以及少数民族内部之间形成的多重认同边界,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这在当今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都是独具特征的。因此从经济、政治、文化等诸领域考察历史上“古苗疆走廊”这一地域范围的民族/族群社会文化变迁过程,不仅对加深理解中国独特历史背景下的“民族”或“族群”问题具有现实意义,并且在族群理论问题一直是国际学术研究所关注的热点和前沿的今天,对建构起具有中国自身特色的族群理论观点,消解西方话语霸权的垄断和“问题殖民主义”的影响,也不啻为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展开学术实践活动的资源宝库。

第五,除此之外,在中华帝国与周边国家的“朝贡体系”下,“古苗疆走廊”还是一条连接中国与东南亚之间关系的重要国际通道。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在《黔游日记》中,曾记录了他在安顺附近查城驿道上见到大象和伺候的“象奴”路过的情景[26]。另据笔者了解,在黔东南凯里(明代的清平)附近的苗寨中,今天依然还存有当时供缅甸等国朝贡的大象休息的“象亭”遗址。而在有“黔东门户”之称的镇远,在县城东横跨舞水的祝圣桥魁星阁上,现今还挂着书有“劈开重译路,缅人骑象过桥来”之对联[27]。只是囿于笔者知识水平所限,加上目前甚少看到相关的研究著述,故在此仅提起这一问题意识,尚有待今后学人的进一步挖掘研究。笔者相信,今后对于“古苗疆走廊”作为国际通道的定位这一问题展开相关资料的搜集和研究,倘有所获,对今天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友好关系将起到非常正面的推动作用。

                            三

展开“古苗疆走廊”研究,不仅学术上将对西南地域与民族文化研究提供新的视域,并且对推动西南地区经济文化建设的发展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古苗疆走廊”概念的提起与研究,通过推动其作为世界新文化遗产类型——“文化线路”的重构、保护、开发与申报,对促进贵州乃至整个西南地区的文化建设及经济发展,将起到非常积极的推动作用。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国际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上开始将“文化线路”(CulturalRoute)理念引入到文化遗产类型中,强调其作为“动态”的无形文化遗产价值,以区别于以往的“文化景观”、“自然与文化遗产”等有形遗产[28]2008年10月,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在第16 届大会上通过的《2008 文化线路宪章》中,对“文化线路”概念内涵进行了明确的定义,强调其“作为整体的跨文化意义”以及“动态特性”等具体特征。并在文本中指出:“通过把文化线路理解为不同民族不同人群间同一系列文化交流的动态要素,我们才能将其遗产资源置于真实的空间和历史范畴中去理解。”、“文化线路把多样性的地理和遗产资源连接起来,形成独特的整体。文化线路及其环境与不同的自然和文化景观相关联,构成文化线路的各部分,并由于经过地区和区域的不同而展示出各自独特的风格和特征。这些不同地段丰富多样的景观也塑造了文化线路整体的多样性特征。”[29]从“文化线路”有关的定义中可看到,它注重的是在某一地域空间下文化的流动性及其相互影响,各个看似孤立的景观、遗址等有形物质遗产被置于相关的无形文化背景中而连为一体,“其动态性和历史文脉已经生成或仍在继续生成相关的文化要素”[30]。在这一理念下,即使已消失或遭破坏的一些文物景观或遗存,只要其背后的无形文化的脉络继续存在或得到认可,也可进行人工复原而无妨其作为“遗产”存在之价值。上述“文化线路”概念的提起及其相关理论的诠释,一方面,反映出当今世界对特定地域空间内的不同民族/族群间文化交流互动现象的高度重视,同时也与人类学的结构主义等理论乃至现今汹涌澎湃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中对人类思维及文化事像背后的各种“关系”的思考深度契合在一起;而“文化线路”作为一种新遗产类型被列入国际遗产保护领域的框架中,对中国这样的多民族国家及文明古国也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近年来,“文化线路”问题已引起了国内从事文化遗产研究和保护的学者们的高度关注。学者们在从多维度对这一问题进行理论探讨的同时,把 “茶马古道”、“京杭大运河”、“蜀道”等作为“世界文化线路”遗产的论证和申报工作也正在积极推进之中[31]

贵州省自2002年《贵州旅游发展总体规划》制定颁布以来,以旅游观光作为经济发展的战略支柱产业已成为共识。2010年,贵州省的旅游总收入已突破千亿元大关[32]。但此前在对贵州省的旅游资源的讨论和定位中,除“喀斯特地貌”等自然景观外,对“文化”资源的认识,多集中在“民族风情”、“红色文化”、“夜郎文化”等层面,现今则更多的侧重于对“原生态”民族文化的宣传与开发[33]。长期以来,由于我们一直缺乏对贵州文化“主体性”地位问题的深度思考与认知,在谈及“移民文化”之际,仅将“屯堡文化”、“傩文化”、“安顺地戏”等进行点状罗列,有的甚至将其视为“外来文化”[34]。事实上,如果把少数民族的“原生态”文化比作一件色彩斑斓的“外衣”的话,那么,可以说历史上由国家权力的强力介入以及“古苗疆走廊”上的“移民文化”所造就的政治、经济格局以及文化的地域性及族群多样性才真正构成了贵州的“脊梁”。曾为“苗疆腹地”的贵州,自古以来,就生活着众多的操氐羌语、苗瑶语以及壮侗语的非汉族群,然而,从对贵州建省六百周年“纪念”之现实表述可以看到,它其实更大程度上是基于国家整合层面和汉文化所代表的主流话语权的确立过程而被赋予其意义的。因此,重构“古苗疆走廊”,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并且对建构贵州地方“主体性”自我认同也有重要的意义,进而对拓展贵州旅游发展的视野,也可提供一条新的思路。

此外,通过仔细阅读和参照上述《2008 文化线路宪章》有关“文化线路”的相关定义及各项指标,可以看到,其与“古苗疆走廊”沿线的文化景观、民族/族群间的文化互动等有着颇多重合之处。其实,现今对贵州省内的古交通驿道,有学者已敏锐捕捉到其作为“文化线路”遗产的潜在价值,如娄清在《保护贵州的文化景观和文化线路》一文中,就指出应将“文化线路”之概念运用于对贵州境内清水江等河道以及古驿道、古盐道等文化沉积丰富地带的保护工作,通过深入普查、整理和研究,整体拓展贵州文物保护的思路[35]。就本文所提起的“古苗疆走廊”而言,今后在旅游开发中的巨大潜在价值,以及作为世界“文化线路”遗产申报的可能性等问题,笔者仅提供一些初步看法,尚有待于今后专家和学者进一步探讨。

其次,从学术层面看,自清末中国开始近代“民族国家”体制的建构以来,“民族”一语始终与“国家”一道,成为不同场合下各种表述的核心话语之一。其中素有研究“异文化”传统的西方人类学从进入中国伊始,就被赋予建设“民族国家”之使命而具有强烈的“领土向度”——地理空间上的领土“界线”也成了中国人类学研究的边界及外延。在这一背景下,从来的人类学“殖民地”研究传统被置换为“边疆研究”或“边政研究”;而“异文化”则被转换成“少数民族文化”,同为“中国国民”的非汉族群在这过程中不自觉地被异化成了文化上的“他者”。另一方面,对“民族”话语的强调,使得我们一旦进入民族地区,就惯于偏重从“族群”或“民族”视野去审视诸相关问题而忽视了“地域”基础上的文化相似性或整体性问题[36]。这样一来,一些具有地域“共性”的文化特点或器物往往被人为地分割为“民族的”文化符号,从而使地域性的文化特点被漠视甚至被消解。

西南地区素以民族构成复杂和文化多样而著称。全国的56个民族中,除汉族外,有30多个少数民族分布在西南地区。许多民族不仅内部支系众多(如苗族、彝族等),并且分布上也呈现出跨地区、甚至跨国家的分散状况。在这里,所谓的文化的“多样性”,并非只是以“民族”为单位而更多是表现在民族内部各支系、亚群体,甚至是不同服饰种类或婚姻圈中。同样的,受强势汉文化的影响程度的不同,也会导致各少数民族社会在沿着汉文化坐标轴“进化”过程中形成差异,从而出现有别于“原生态”的另一层面的文化多样性特点。各民族“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分布上虽有自己相对集中的区域,但从广阔地域空间视野上看,大多又是处在交错杂居的状态;各民族相同或相似的自然环境中,长期互相交往,相互影响,在文化上也形成了诸多相似的共同特征。这种跨“民族”或“族群”的、具有地域特点在西南民族地区可谓“俯拾即是”。如婚姻习俗中的“行歌坐月”、“父子连名制”、“姑舅表婚”等;制度习俗中的“合款”以及物质文化中银饰、铜鼓、芦笙、刺绣、蜡染、杆栏式建筑等等。其实,对于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社会中一些具有普遍共性的物质或精神的文化要素,在近代人类学者最初涉足这一区域之际,就有所认识。上述的日本学者鸟居龙藏在1906年出版的《苗族调查报告》一书中,就把“纹样”、“芦笙”、“铜鼓”视为南方非汉族群具有的共同特征[37]。然而,现今各民族的学者在对自己的文化进行概括与表述时,往往依“民族”为单位将这些地域性的文化现象或文化器物进行主观分割和重组。这过程中,我们看到,“合款”制度及习惯法被苗族、布依族、侗族学者分别表述为自身特有的社会组织形式;“铜鼓”成了壮侗语族文化标志;“芦笙”和“银饰”变成了苗族的代表性器物,蜡染则归之于布依族的特色。事实上,上述这些作为“民族文化”或“民族精神”象征标识,如芦笙在苗族中既非普遍存在,而且在相邻的侗族、水族、彝族中均可见到,而铜鼓在黔东南苗族的一些村寨中至今仍视为重宝。换言之,在过于强调以“民族”为单位的表述体系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现实被转述成了彼此泾渭分明之想象,民族间的“边界”不断被固化,差异亦因之被扩大化。

其实,如果将“古苗疆走廊”置于王朝时代“华夷”空间下的二元对立结构中(如“内地”与“边疆”、“中心”与“边缘”等)考察的话,它往往就位于连接两者的“中间地带”上,各种社会·文化·族群等的关系显得尤为错综复杂。直到今天,在已有六百余年历史的“古苗疆走廊”这条呈条状形的地域内,国家权力推行的“内地化”政策和汉文化的强烈辐射并没有泯灭掉周边的少数民族社会的文化,反而在“汉文化”的普遍影响之底色上,折射出多姿多彩的文化多样性特点,并以其鲜活之形态保存至今。因此,把“古苗疆走廊”置于一个广阔的研究视域下展开,不仅限于人类学,并且也可为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如语言学、历史学、社会学、宗教学、民俗学、哲学乃至自然科学的农学、生态学等学科的参与,提供一个具有广泛可能性的共同研究“平台”。

此外,对于贵州省地方“主体性”地位问题,有学者认为,贵州的“主体性”一开始便被 “通道”(即本文提示的“古苗疆走廊”)所“遮蔽”:即军事功能对政区功能的遮蔽云南遮蔽贵州(贵州的军事主体性是云南政区政治经济主体性所赋予或强加的)军事移民为核心的主流社会遮蔽当地少数民族率先发展的机会[38]。对此,笔者认为:这一看法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贵州省在历史上一直被“边缘化”的事实,而造成这种现状的背景,主要就是因为我们长期以来疏于对这条“走廊”的关注。其实,正是“古苗疆走廊”才构建起了贵州的政治、经济特点以及彰显出地方主体性文化认同的内核——既非少数民族的“原生态”文化,亦非单纯的汉文化,而是两者相互影响、水乳交融,形成兼具地域“共性”与族群“多样性”的多声部重奏。换言之,贵州建省六百年来,无论是“内地化”的推行过程、城乡分布格局的形成以及市场圈的扩展,抑或族群关系、族群认同边界的建构,以及在“移民文化”基础上形成的多样性特色等等,无一不与这条“走廊”有千丝万缕之联系。“苗疆”过去是一个地缘政治概念,但同时也是一个文化概念,即使随着时代的变迁也没有成为死语,至今在主流文化中,还时隐时现地显露出它的神秘魅力[39]。因此,通过对“古苗疆走廊”的研究,一方面,可建构起贵州地方“主体性”的自我认同,同时在学术上也可改变此前一直被“边缘化”的尴尬处境。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古苗疆走廊”这一概念的提起及其相关研究,不仅在方法论上可以开启西南地区地域与民族研究的新视域,为人文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各学科提供共同参与的平台,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探索具有自身特色的理论构架和话语体系;并且以“文化线路”为切入点,关注“古苗疆走廊”沿线及周边地区的古驿道、古建筑等“文化景观”的保护及修复工作;挖掘和整理各地相关的历史记录、口头传承、族群文化、风俗及仪式活动等无形文化遗产。如此不仅可为政府的旅游开发战略拓展思路,并且最终还可推动“古苗疆走廊”作为“世界文化线路”遗产的申报,让历经六百年历史洗礼的文化走廊华丽转身,重现光芒。



[1]本文原名为“苗疆走廊”,在贵州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贵州日报》报业集团党委书记、社长姚远先生的提案启发下,改为“古苗疆走廊”,特在此注明并鸣谢!

[2] 鸟居龙藏此书原名为《从人类学上看西南支那》,1926年版。原书为文言文版,因其高度的学术价值,1980年日本学者将此书文言体改写为日语现代文,以《中国少数民族地区行记》之书名重版。现笔者正翻译注释此书,并获教育部2010年人文社会科学后期项目资助,已近完成。

[3] 杨正泰《明代驿站考》附录《一统路程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211-212页。另:明代里程长度沿唐制,每“里”约合为今天的570米。以上里程数为笔者按照《一统路程图记》中所载驿站间里程数算出。此外,按明人王士性《广志绎》所载:“晃州(今湖南新晃)至平夷(今云南富民)十八站,每站虽云五六十里,实百里而遥。士夫商旅纵有急,止可一日一站,破站则无宿地矣”。故实际里程数可能多于上述统计。正确里程尚有待今后的实地调查。

[4] 方铁.《唐宋元明清的治边方略与云南通道变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3月,第十九卷,第1

[5] 《太祖洪武实录》卷1415页。引自《明实录 贵州资料录辑》,贵州民族研究所编,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另见民国《贵州通志·前事志》卷二,23

[6] 民国《贵州通志·前事志》卷二。26

[7] 《太祖洪武实录》卷1421页。

[8] 民国《贵州通志·前事志》卷二,521-522页。

[9] (明)王士性《五岳游草 广志绎》周振鹤点校,中华书局2006年,333页。

[10]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中华书局,2005年,4526页。

[11] 对于元明清时代在西南地区驿道交通及其作用等,目前已有不少学者进行过若干梳理及研究,然这些研究对贵州段线路多一笔带过,且大多限于从交通史或历史地理变迁等角度展开,注重驿道上的物流形态、过程或对政治经济的带来的影响,从动态角度对驿道沿线地域内的文化及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积淀进行深入研究的成果尚不多见。相关论文见:陈庆江.《明代云南东西交通线上政区治所城镇的城池》(《中外关系史论丛》,云南大学,2001年,432-440页)、《元代云南通四川、湖广驿路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6月,第18卷第2辑)、方铁.《唐宋元明清的治边方略与云南通道变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3期)、都杰.《宋至清代(1840年以前)滇黔桂交通研究》(云南大学人文学院硕士论文,2010年)、蓝勇.《清代滇铜京运对沿途的影响研究——兼论明清时期西南资源东运工程》(《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4期)等。对贵州省的建省背景、地理位置与驿道交通的关系,亦有学者关注而屡有论及,这些研究多从政治、经济等层面上探讨了驿道的开辟及其相关影响,但仍然缺乏从“驿道”为切入点的地域空间的整体视野,而关注随驿道开辟对周边地域社会的多重影响等相关研究成果亦涉及不多。近年来,有的学者开始关注到驿道对西南地区的“国家化”及城镇格局形成带来的重要影响。如孙兆霞提出了“通道”概念,认为正是因为驿道(“通道”)的打通,才使得国家力量和汉族移民渗入到贵州这一“蛮荒之地”,导致了新的民族关系的建构和城乡一体分布格局等的出现。汤芸等则从贵州省城镇体系发展过程,关注到驿道沿线分布的卫所与城镇分布格局之间的关系,指出贵州城镇体系格局的形成,实因于明代分布在驿道沿线的卫所。然这些研究多聚焦于驿道与某些局部问题或领域之间关系的探讨,尚有诸多值得进一步探索的空间。相关论文参考:史继忠.《贵州置省的历史意义》(《贵州民族研究》19973期)、《驿道提升贵州战略地位》(《当代贵州》20114月上,第10期)、《试论贵州省的形成》(《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871期)、《移民大潮推动贵州开发》(《当代贵州》20114月下,第12期)、范同寿.《清末贵州交通的发展》(《贵州文史丛刊》19977期)、、王继红 罗康智.《论明代贵州卫所建置的特点及其职能》(《贵州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6期)、钟铁军.《释明代贵州之“州卫同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3月,第19卷第1辑)、孙兆霞 金燕.《“通道”与贵州明清时期民族关系的建构与反思》(《思想战线》20103期)、汤芸 张原等.《从明代贵州的卫所城镇看贵州城市体系的形成机理》(《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10期)等。

[12] (明)王士性《五岳游草 广志绎》周振鹤点校,中华书局2006年,334页。

[13] 现学界一般把“苗疆区分为狭义的“苗疆”和广义的“苗疆”这两个不同的层面。前者专指明至清代早期尚属于“化外之地”的现黔东和湘西相交的腊尔山一带的“生苗地界”,即所谓的“湖南苗疆”。这是“苗疆”之称谓最早出现的地域。另外一片“苗疆”地域则为贵州省清水江与都柳江之间,现贵州黔东南自治州境内的台江、榕江等县,即所谓的“千里苗疆”。清初这里尚属于既无流官控制,又无土司管辖的“生苗地界”。清雍正年间“开辟苗疆”以后,在此设立了“新疆六厅”,文献中亦称为“贵州苗疆”。狭义上的“苗疆”所指多偏重从政治及文化层面上的“王化”与“教化”的关系展开。广义上的“苗疆”则较为模糊,多作为一个地缘政治概念使用,既指贵州全省,有时也包括相关的邻接地区。如《清世宗实录》卷147,雍正十二年条中就有云、贵、川、广等苗疆地方。民国《贵州通志·前事志》卷三亦辑录了一些相关材料(见156158176184185等页)。另凌锡安《咸同贵州军事史》一书中引同治年间曾任贵州巡抚的曾璧光奏折云:“查黔省十二府,四直隶厅州,均属苗疆。此外,“苗疆”最早出现时期及所涵盖的具体范围尚无专文梳理,贵州大学林芊先生认为明代仅有“苗界”而无“苗疆”之说,“苗疆”主要是出现在清代以后。但无论怎样,贵州省始终构成为“苗疆”的腹地,大致是可以肯定的。

[14]李绍明《李绍明民族学文选》,成都出版社,1995年,10页。

[15] 这里所谓的“国家化”,在前近代时期“华夷之辨”结构下,实际上具有两层不同的内容。一是“王化”之过程,体现为是否接受王朝权力的政治统治,大致可分为直接统治(流官)和间接统治(土官或藩属)两种类型。其政治边界构成了中华帝国的“疆域”范围。二是“教化”过程,即汉文化在地理空间上的实际扩展边界,而这往往与汉移民的流动迁移有关,由此形成了两条并非完全重叠的“边界”。因此,传统中华帝国政治统治的疆域内实际上是内包着政治“一体”及文化“多元”这一多重“华夷次序”在内。相关论述请参见拙文《前近代时期的族群边界与认同——对清朝中后期“苗疆”社会中“非苗化”现象的思考》,《贵州大学学报》(社科版)20115

[16] 陈国安 史继忠《试论明代贵州卫所》,《贵州文史丛刊》19816

[  17] 方志远《明朝军队的编制与领导体制》,《明史研究第三辑》中国明史学会编,黄山书社,1993年,35页。

[  18] 钟铁军《释明代贵州之“州卫同城”》,《中国历史地理》20043月,第19卷第1辑、王东民《贵州的古城》,《贵州文史丛刊》19898期、汤芸 张原等《从明代贵州的卫所城镇看贵州城市体系的形成机理》,《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10期等。

[19] (明)王士性《广志绎》卷五,《五岳游草 广志绎》明王士性撰,周振鹤点校,中华书局2006年,325页。

[20] (明)李化龙《黔省善后事宜疏》,民国《贵州通志 前事志 二》,522页。

[21] (明)徐弘祖《徐霞客游记》,重庆出版社,2007年,278-279页。

[22] (清)嵇璜等撰《清朝文献通考·卷十九·户口》,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

[23] (清)《杨名时奏陈绥定苗疆之策折》乾隆元年五月初二日 《清代前期苗民起义档案史料》(上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室 贵州省档案馆 合编,光明日报出版社,1987年。

[24] 这二十三个要求进行“民族识别”群体分别是:六甲、七姓民、卢人、羿子、龙家、南京、穿青、蔡家、喇叭、里民、木佬、革家、东家、西家、绕家、三撬、下路司、刁族、长袍瑶、莫家、油边瑶、神州人、扬黄等。参照《贵州民族识别资料集》第一集,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识别办公室编,1987年,203页。

[25] 有关“苗疆”内一些非汉族群在清中后期出现的“非苗化”现象及其具体内容,可参照前引的拙文《前近代时期的族群边界与认同——对清朝中后期“苗疆”社会中“非苗化”现象的思考》一文内容。这里笔者提出了“结构再现”之观点。认为一些非汉系族群在汉化过程中,也会依照主流社会文化中一些具有结构性特征的话语体系(如“华夷之辨”等)进行自我再现和新的族群边界的构建。即同在“苗种”社会中,汉化程度高的族群往往歧视那些比他们“野蛮”的族群,或居住在平地水边的“平地苗”歧视居住在山上的“高山苗”等。

[26]  (明)徐弘祖《徐霞客游记》,重庆出版社,2007年,285页。

[27] 镇远祝圣桥建于明代,桥上的魁星阁则为清代所建。百余年前日人鸟居龙藏经过镇远祝圣桥时,抄录了魁星阁上的这段对联。其上为“阿山柱石”,左为:“扫净五溪烟,汉使浮槎榨斗出”,右为“劈开重译路,缅人骑象过桥来”,现经修复过的对联将横批改为“河山石柱”,将“榨斗”改为“撑斗”,似有误。

[28] 李伟 俞孔坚《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新动向——文化线路》、《城市问题》20054期、刘修兵《文化线路成我国遗产保护“新宠”》,《西部时报》20094179版等。

[29] 其定义的正文为:无论是陆地上,海上或其他形式的交流线路,只要是有明确界限,有自己独特的动态历史功能,服务的目标特殊、确定,并且满足以下条件的线路可称为文化线路:1,必须来自并反映人类的互动,和跨越较长历史时期的民族、国家、地区或大陆间的多维、持续、互惠的货物、思想、知识和价值观的交流;2,必须在时空上促进涉及的所有文化间的交流互惠,并反映在其物质和非物质遗产中;3,必须将相关联的历史关系与文化遗产有机融入一个动态系统中。见《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文化线路宪章》,2008104日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第十六届大会通过,转引自丁援《文化线路:有形无形之间》,

[30] 姚雅欣 李小青《“文化线路”的多维度内涵》《文物世界》20091期。

[31] 《云南茶马古道将申报“世界文化线路遗产”》,《福建工商时报》20098710版、单霁翔《积极推动蜀道文化线路保护与申遗工作》,《中国文物报》20119161版等。

[32] 《贵州旅游总受首破千亿元 2009年增长30% 全年接待人数达1亿》,《大众网》www.dzwww.com.httpwww//blog.sina.com.cn/s/blog_485dcc670102dtt6.html?tj=12012110引用

[33] 《稳步推进贵州旅游 倾力打造旅游大省——贵州省副省长包克辛访谈录》,《当代贵州》20048期。

[34] 王鸿儒《贵州传统文化与现代性转换》,《贵州社会科学》20039期。

[35] 娄清《保护贵州的文化景观和文化线路》,《中国文化报》2008 年2 月17 日4 版。

[36] 本文在此讨论的“民族”一语,从内涵上应包括了“Nation”(民族)和“Ethnic”(族群)这两层含义在内。近年,对如何界定这两个概念一直有着不同的观点和争论,因不属本文讨论范围,故从略。

[37]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鸟居氏所谓的“苗族”在很长一段时期曾是南方非汉系族群的泛称。1902年至1903年间,鸟居龙藏在经过了实地调查后,第一次提出应把“苗族”区分为“广义的苗族”和“狭义的苗族”这两个范畴,前者作为与“汉族”、“印度民族”并列的亚洲三大“基础人种”之一,涵盖了众多的族群在内,而后者则被视为“纯苗”,仅包括“青苗”、“红苗”、“黑苗”、“白苗”、“花苗”和“仲家”(现布依族)在内。

[38] 孙兆霞 金燕《“通道”与贵州明清时期民族关系的建构与反思》,《思想战线》20103期。

[39]“苗疆”在当今汉族社会中,仍然以文化的异域氛围而充满了神奇色彩,尤其苗人的“蛊毒”之言说在外界名闻遐迩。这从当代金庸的《笑傲江湖》、《射雕英雄传》等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以及《轩辕剑》、《天龙八部》等网络游戏中对“苗疆”的描述上亦可窥其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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