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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新春是何许人也
作者:阿尤龍 编辑:文波  来源:本站原创 日期:2014-05-23 阅读:22983

摘要:陶新春领导黔西北苗族起义是个不争的史实。在云贵川周边,他们的英雄事迹,至今广为流传。起义是从大韭菜坪开始,攻克了战略要驿七星关后,转移到猪拱箐、红岩尖山、海马姑(猪爬岩)等处建立根据地。起义受到清政府的镇压而失败。关于陶氏兄弟是何许人,古今有不同的版本和说法,本人就这一命题,说说自己所了解的情况,目的在于与关注、研究陶新春起义的仁人志士共同探讨。但愿这一事实能与大家一起交流。

关键词:陶新春  起义  事迹 

 

    一、陶新春领导黔西北各族群众反清

在清代咸丰、同治年间,由于朝廷腐败,对外投降卖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对内,官吏、恶霸、团练、奸商等横征暴敛,压迫剥削,陷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陶新春起义,表面上看,起义的原因是水塘的一个汉族黄三家的小孩给那里的一个苗族小孩放牛赌赛,汉族小孩约定,谁家的牛打输了,牛就归赢家所得。结果,苗家的牛打胜了汉族黄氏家的牛,正要牵走时,汉人夺牛而归。并以苗家牛打残了汉族的牛为由,夺去了苗家的耕牛,为了讨回公道。寨人中相互帮助到黄氏家讨个说法。在那个黑暗的社会里哪有公道所言,苗族去后不但没有得牛,反而又遭一阵毒打,无奈只好回到家里再做打算。

正当苗民们惨遭一顿毒打和羞辱后回到家中,请来民间的理老族长商讨怎么办时,汉族黄氏来了一个恶人先告状,派“何举人、李维桢等人赴毕节县署告变,乃通禀大(定)府。”地方官吏闻讯赶到,不但没有公正的评判,反而对苗民施以强压,群愤难平。“穷人没有政治”、穷人无理可言的日子里,唯一的办法就是为公道而战……

陶新春起义,实质上是一场反剥削反压迫的反清起义。在那无理可言的年代里,如果不奋起反抗,是无路可走的。因此,只有拿起刀枪,背起弓箭与那些不拿我们当人的人拼命,我们才会有一片属于自己的蓝天……,这就是陶新春起义的根本所在、也是黔西北广大群众携妻带子,抛家弃田,跟随陶帅起义的决心。当然,陶氏兄弟认为,地方土霸之所以猖獗,原因是“上梁不正下梁歪”问题出在朝廷,所以起义一开始,矛盾就直指清朝根基——地方土霸。

以降仙符为由,聚集一万四千余人到大韭菜坪,密谋起义事宜。庚申年(1860年)3月,得仙府者,蜂拥韭菜坪,在那里驻扎三天,商讨落实后开始进军。一万四千余人到达韭菜坪后,一边狩猎、采野菜充饥,一边商讨起义。当时,韭菜就是他们充饥的主要食物。至今人们只要一提到陶新春起义,就会联想到那些岁月的艰辛,韭菜所起的作用。“中国·贵州·赫章苗族韭菜花节”也是因为纪念这个史实而年年举办的。

起义一开始就向以机、青兄、差郎三个土目发起进攻。以机、青兄两个土目已闻风逃亡威宁州城,义军生擒差朗土目。此时,正值毕节西里地主武装对苗寨进行烧杀,群众怒不可遏,纷纷加入义军。苗族“无不毁屋毁乡,相继揭竿而起。”初战告捷,统治阶级闻风丧胆,惶惶不可终日。毕节地主豪绅李维桢呈请县令转向大定府(今大方)告急,知府鲁经芳闻讯驰至毕节,妄图招抚义军,结果大败而回。据余晖《平定猪拱箐苗匪始末记》核本资料记载:“鲁府台几为众所戕,奔驰回府,然苗已团结一致,约有男女30余万,抚亦不能散矣!”

陶新春为了扫清通道,首先在七家湾把威宁周西里地方武装全部击溃,随机进军攻取七星关(位于毕节与赫章之间)。七星关古为军事要塞威宁镇总兵万华林派有千总一名率兵常年驻守。鲁经芳闻讯后,调动威宁、毕节的团练扼守野马川、平山堡和撒拉溪、长春堡等处,与七星关的官军连成一线,阻击义军。面对敌情,陶新春避实就虚,对敌采取各个击破的战术。他率军先向七星关东路进攻,连克撒拉溪和长春堡,回头攻打西路的平山堡和野马川,各地团练纷纷溃散。七星关周围的敌军全部肃清后,起义军很快集中力量包围七星关。鲁经芳得知七星关已被包围,决定对义军采取缓兵之计,一面派人星夜赶到省城请发救兵,一面随即由大定赶到毕节,命巴折坪、古打、史塌三个土目向陶新春劝降,假言把以机土目所辖的七甲半土地给苗族耕种,妄想以此引诱陶新春,伺机待援。但三个土目听到差朗土目已被惩治,义军矛头已指向自己,因此都畏缩不前,只好偷偷地把鲁经芳的文书转托人送达陶新春。陶新春深知这是敌人的阴谋诡计,毫不理睬,坚决执行攻打七星关的原定计划。

贵州巡抚接到鲁经芳的告急文书,马上派威宁前任知州顾昆阳和毕节县前任知县马应镗火速赴毕节合谋进剿,并责令镇雄州火速派兵进攻骨董山,以求相互策应。陶新春探知敌人动态,随即派队伍扼守骨董山。并率军在撒拉溪迎击清军援军,同时加强陶三春率领的出击部队,猛攻七星关。顾昆阳在撒拉溪途中被义军击毙,团练伤亡溃散。毕节知事汪全麟畏缩不前,被革职。马应镗恢复县知事,并带团联到七星关增援,但也挡不住义军的铁流,第二天就令撤回。义军所向披靡,鲁经芳派的各路均被陶新春打的落花流水,溃败而逃。起义军的实力日益发展壮大,威宁、毕节地区的彝族、布依族群众纷纷加入义军队伍,大定府的汉族张油客也从嘉禾里率众前来与陶新春会合,于清咸丰十年(1860年)12月,义军胜利攻克七星关。起义军连战皆捷,敌军望风溃退。清政府的官员也不得不承认:“团练有如惊弓之鸟,无不见敌(起义军)即奔”。

庚申辛酉年(鸡猴年),义军从韭菜坪起义后,顺路攻打五股田坝土目,到白果七里店,断其威宁州城援兵后路,其余从赫章汛、以机阿克、差朗、平山堡、杨家湾、哑关、撒拉溪等地,为今后更多地消灭来犯之敌,义军进行了战略转移。饱受土目欺压的苗族群众,一开始就把矛头直指土目、恶霸、乡绅,宣泄积压在苗民心中的深仇大恨。攻打七星关鼎盛时期,各地武装起义纷纷支持,队伍迅速扩大,“大定、威宁、水城、平远、镇雄诸苗夷来者各半,男女约30万,由平山堡扎至哑关绵亘八九十里。”七星关之战胜利后,义军主动放弃撤出,实行战略转移,开辟以猪拱箐为中心的根据地。陶新春率一部约七八万人,到猪拱箐建立根据地(修房三万间);陶三春率一部约五六万人,到红岩尖山一带建立根据地,一部分退守海妈姑(猪爬岩)约三四万人;还有一部分转移到水城,与岩大伍、何玉堂等义军会合继续行动,直至清军剿灭为止。

二、陶氏兄弟何许人也

陶新春起义最终以失败告终,苗族人民又回到被他人剥削压迫的境地,过着牛马不如的凄苦日子,居住在如今妈姑、水塘、白果、赫章、海妈姑、野马川、平山、杨家湾沿河一线的苗族,逼迫流离失所,有的到纳雍、毕节、水城、四川、云南周边县市隐姓埋名生活,还有的逃至越南等地。漂亮的妻女被汉人占为妻妾,貌丑的妻女孩儿被清军剿灭惨遭杀害。当我们沿着先人们走过的地方,进行走访时,仿佛闻到了硝烟的火药味,听到了满山遍野的孩儿哭声,看到目不暇接的尸骨,不得不让人联想到那时的惨状,流下一滴滴忧伤的泪水。

陶新春起义的史实是惊人的,陶新春的事迹是英雄的,黔西北参加起义的人们个个是好样的。但是,陶新春也同远古的苗族首领蚩尤一样——“头上长角,身上长翅,会吃砂石”一样,被当时参加攻打义军的人呼为苗匪。鉴于以上这些情况,赫章县现在居住的苗族,都是经过若干代后,才逐步回到故土。对义军的完整情况说不清道不明。关于陶氏兄弟是哪里人?本着对历史负责,笔者多次走访了陶新春起义走过的地方,特别是2000412日地区苗族会、地区政协工委组织的陶新春起义150周年考察组到赫章调研时,笔者有幸参加了赫章的调研考察。再次深入到大韭菜坪、五股田坝、白果、海妈姑(猪爬岩)、野马川、平山(七星关)、古达等地走访群众考察和论证作战地点。在此基础上,加深了对陶氏居住地的认识。

一种说法:陶氏兄弟是古木(角母地)人。翻开参与镇压苗族义军的所谓“能人”记录下来的只言片语,说陶氏兄弟是现在的平山乡古木片人。当时那里有一户安氏土目,苗语称角母地,陶氏是角母地安氏土目的农奴。另一种说法:陶氏兄弟是巴拉寨人。苗语叫“巴拉”,就巴拉来说,一说是稀泥溏;一说是很稀的垭口;一说是浑水塘;一说是黄塘。就这几种说法,笔者认为都不矛盾。因为,平山乡古木片区水塘村都属于当时角母地安氏土目的地盘,后因安氏消亡后,苗族群众只得另寻新主,古木这一片的苗族投靠了(今属于兴发乡)当时有钱有势的亮岩土目家(苗语称:起更义),而平山水塘以及古达发科一带的苗族投靠了(现今属于松林坡乡)则雄安氏土目(史它义),这是一个重要的证实。另外,在平常的走访过程中,笔者还接触到90岁高龄的老人,他们都说(肯拢拔朵·约懂又哄嘎霍嘛)陶新春是水塘人,为了证实此事的真伪,还亲自找到了平山清塘小学的祝德清老师、平山乡干部祝天全进行了专访。他们说:陶新春与他们的祖人有关。听原县建筑公司职工陶老大(祝天全之父)讲述,过去他家的爷爷给他们讲,很久很久以前,陶家住在水塘边,后因受不起土目、恶霸的压迫,积怨很深,后来打仗失败了,逃到很远很远的地方躲难,后来才叫老人们隐姓埋名的回到这高山梁子,目的就是回守故土家园。祝德清老师也说:陶新春是我家的一个祖人,过去一直都不敢说,直到前些年,老人讲陶新春喊起兄弟们(同伙人)带起苗家去杀富济贫;去报复那些不拿苗家当人的土目、恶霸,后来官府派兵围攻他们,双方厮打成一片,血流成河。和他们一起打仗的人,也被官兵打的四处逃散。陶新春被抓去后不知下落,逃出来的也走散了,老人们都是与一帮苗族逃过刹界河后,到纳雍那面去,过了若干年后才慢慢回到清塘来的。至于陶新春是老祖人们的那一支,我就不得而知了。以上这些事例,虽然不能说明一切,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陶新春是平山乡古木片区水塘人。

三、陶新春起义的历史评述

黔西北苗族起义印证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历史发展规律。在清王朝黑暗的社会里,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不同阶层甚至不同民族之间关系极其紧张。在各种生存利益的残酷竞争中使得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最终发展并演变成民族大起义。正所谓“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清政府无视人民的生存需要,颠倒是非黑白,官吏、土目、恶霸沆瀣一气,相互奸淫民意,恣意压制杀戮弱小群体。在“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的社会现实条件下,震惊朝野的轰轰烈烈的苗族大起义就不可避免了。实行民族歧视政策,蚕食人民尊严和生存权利,正是历代王朝灭亡的历史根源。作为封建专制的清王朝,既不可能消除“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社会现实,也不可能摆脱“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必然命运。没有真正的公平和正义,就不会出现和谐稳定的社会局面,任何形式的“安抚”、“以夷治夷”甚至是剿杀的手段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都是行不通的。陶新春领导的黔西北苗族农民起义,以及清王朝走向灭亡的历史命运就足以说明这个铁一般的道理。

义军为争取民族生存、发展、地位和尊严的英勇风范可歌可泣,可敬可佩。世界上不管是任何民族,其历史之所以悠久,关键在于它有自己敢于维护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民族英雄,有自己敢于反抗压迫和剥削的伟大民族精神。苗族人民也一样,在封建清王朝的反动统治之下,走投无路的苗族人民只能揭竿而起,用民族的鲜血来铸就民族的生存与发展。“三年一小反,十年一大乱”之说正是苗族人民为反抗压迫和剥削进行英勇斗争的真实写照,也从侧面反映了封建专制的腐败和黑暗。文中提及的许多人物,例如陶新春、仙姑和古老四等人,其是值得注意的。其中,陶新春从小寄人篱下,过的是牛马不如的农奴生活,作为主要领袖领导穷苦百姓进行坚决的造反,充分说明了他对官吏、恶霸和土目的反动本质有了清醒的认识;仙姑作为一位苗族农家女性和起义领袖,则从她身上表明了封建社会中苗族妇女在政治上的觉醒,苗族女性同样可以作为一个引人注目的政治角色站在历史的舞台上为民族生存和发展斗争,侧面反映了苗族社会政治思想的进步;古老四则作为参加起义的一位勇士,那种在敌人的面前显示的反刀自戮宁死不屈的斗争精神,是让人另眼相看和敬畏的,展现了一种强悍的民族个性。作为起义军的主要成员,陶新春、仙姑和古老四等人虽然有的在战场上牺牲,有的在被俘之后就义,但从他们身上都体现了一种高贵的民族气节和精神。

时势造就了无数民族英雄,也锻炼了高贵的民族性格。没有惊涛骇浪,就锻炼不出优秀的水手。同样的道理,没有那种险恶的社会环境,就不会造就千古传说的像陶新春等等这样的民族英雄。人类的发展史证明,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之所以获得生存和发展,就必然与前仆后继的民族英雄有着密切的联系,就必然与一种“剑断江水水更流”的民族反抗意识分不开。战争是残酷的,但它同时又是最能锻炼民族性格和民族独立意识的东西。陶新春在黔西北领导的苗族农民起义,并在起义过程中涌现出来的许许多多的仁人志士,充分说明在战争的大熔炉中,不少人的性情得到了塑造和提升,民族的自立自强意识得到了空前的加强。

在阅读相关史料中要搞清作者的特殊身份和政治立场,要客观地公正地认识和看待民族起义。比如《平定猪拱箐苗匪始末记》的作者余昭,他作为当时清政府的知州和后补知府,也作为参与镇压苗族农民起义的主要亲历者,他的一言一行都是站在封建统治者的立场上的,都是为封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因此,作为反抗压迫和剥削的农民起义,对他们来说就是大逆不道,就是无理造反,就是不知王法,因而苗族起义军也被他们冠以“苗匪”字样。事实上,真正不知王法甚而玩弄王法的就是他们自己,践踏民意无视人民疾苦的也就是这些封建王朝走狗。余昭这篇《平定猪拱箐苗匪始末记》写得好,因为我们可以从上面捕捉到陶新春起义的根本原因,也可以从字里行间深窥到清王朝镇压义军的种种罪行,可以将所有事实的真相公诸于天下。尽管余昭带着清王朝的官腔口口声声给义军的脸上抹黑,但难免也让人疑惑他展纸执笔时的心情并非是轻松的。特别是他回想起从猪拱箐刺探情况出来因有苏双保等数百人苗族义军护送方得以脱身的情景,以及义军在战斗中表现出来的英勇不屈的伟大形象,这一幕幕景象不可能不让他惊心动魄和暗自嗟叹钦服。苗族农民起义最终失败了,这是由封建王朝的强大势力和义军的实际情况决定的,义军的失败只是一种客观的必然。一个公正的评论,不是以“成败论英雄”为准绳,而是以其必要性和价值所在为标准。只有这样,阅读此文才能辨别是非曲直,才能从中获取有意义的东西。

全面了解黔西北苗族大起义这一史实,对搞好民族工作和构建和谐社会具有极好的启发意义。历史上任何一次农民大起义的发生,究其原因无非就是统治者没有正确处理好民族关系,没有从源头消除社会矛盾,没有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从而将一个个王朝葬送在农民起义的滚滚浪潮之中。清王朝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我国已经进入了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时期。尽管我国实现了民族的平等,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但因为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以也有很多新的问题有待解决。而认真学习《平定猪拱箐苗匪始末记》等相关的宝贵史料,对人民群众特别是对国家干部职工无疑是一种极好的教育方式,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本身就有着积极的启发意义。唐太宗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列宁也说过:“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这些历史名人说得多么中肯!难道我们还有更高明之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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