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所述及，中国史籍记载上古时期居住在我国东部平原的为东方君子国，或伏羲太昊部族。苗族从古至今，自称为“蒙”。王献唐考证了蒙(苗)人的来源，他说：“伏羲亦作伏牺……蒙阴一带，初皆蒙族聚处之所……所居之地名蒙，所处之山亦名蒙……伏羲后裔，周有密须四国，为东蒙主……知东蒙一带，固伏羲子孙旧壤也。伏羲之后，有东蒙氏……东为方名……又知蒙为伏羲族氏矣。族以蒙名，所居之地，故以名蒙。蒙在东方，故言‘东蒙’，合地名氏名以证伏羲，知伏羲为蒙族”。^【1】

苗族民间一直流传着蒙部落的传说。苗青在《战争与西部苗族大迁徙》中运用苗族口碑资料说：“在那悠悠昊天的东方寰区，在那茫茫旷世的大地中间，有两条河，一条叫浑水河，一条叫清水河……据苗族先辈的老人们代代相传下来，最早住在浑水河和清水河流域大平原里的，是一个叫‘蒙’(hmongb)的大的部落部族。这个大的部落部族，居住地域方圆数千里。”^【2】由此可见，苗族口碑史直接说最早居住在浑水河和清水河流域大平原里的，是一个叫‘蒙’的大部落部族。

上古“东蒙”、“东方君子国”即“伏羲太昊部族”，是中国史籍记载最早的原始部落群团。该原始部族比司马迁《史记》以黄帝为开端的“炎帝、黄帝、蚩尤”早了2000多年。如前所述，这是中国可考的历史。

为了更清楚地证明苗族源自上古“东蒙”人的伏羲太昊部族，在这里，我们还要列举一些史学大家及知名学者的研究与考证。

肯定苗族悠久历史的首推梁启超先生。1899年，梁启超在《东籍月旦》一文中，第一次使用了“东方民族”、“泰西民族”、“民族变迁”和“民族竞争”等新名词。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一文中，首次提出了“中国民族”的概念。1902年，在“中国民族”的基础上，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正式使用“中华民族”一词。他说：“齐，海国也。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权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出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齐，海国也。”因为“东蒙”人居住在齐的东部沿海边，才有海权思想。而苗族古史歌就有“海边边、造舟船”，“从前老家乡，就在海边边”之句。

蒙文通先生在《古史甄微》中认为，中国“古民族显有三系之分”。他以地域分布称此三系为“江汉民族”、“河洛民族”、“海岱民族”,又以传说的“泰帝”(太昊伏羲氏)、“炎帝”、“黄帝”之名而姑且分称三系为“泰族”、“炎族”和“黄族”。他认为三族渊源不同,泰族祖居东方滨海地区(主要是渤海湾沿岸),黄族出于西北,炎族则在南方。三族之中,以风姓的泰族为最古,“中国大陆,古代人迹始居之地,可考见者即在九河(古代黄河在今河北境内的下游流域)”,而“上世华族聚居偏在东北”,白山黑水之间实为汉族之故居。三族在上古时代更互为王,亦以泰族的兴起为最早。“遂古之王者,多在东方沿海一带。”“风姓之族先于炎、黄二族居于中国,当即为中国旧来土著之民,自东而西,九州之土,皆其所长”。他强调,三族文化有不同的特色：泰族兼营耕牧渔猎,因出入于海上而“富于研究思考”,“长于科学、哲学”,凡礼、乐、兵器、律吕、算法、医术乃至政令、图典、文字皆创自泰族,其族“俨然一东方之希腊”；黄族为游牧民族,故“强武而优于政治组织”,“长于立法度、制器用”,凡实用器物皆自黄帝始创,“颇似罗马”；炎族尚耕稼,一向“缺乏政治组织”,然“皆率神农之教”,又“崇幽灵、信鬼神”,“长于明妖祥、崇宗教”,故其俗“放旷浪漫”,“颇似印度”。中国文化即为三族所共建,而有先后主次之别,故谓“泰族者中国文明之泉源,炎、黄二族继起而增华之”,早期开化的大体过程是“起于渤海,盛于岱宗,光大于三河。” ^【3】

蒙文通在他的另一重要著作《古地甄微》中说得更明白：“因疑苗族为中国文化之创始者……于是我东方璀璨之文化，滋与于斯，而展于三河。正所谓因天时地利，而文化之兴，固自非偶然之故也。”他还说：“古之建帝都、封大国，皆自东而渐西，即汉族以外之民族。” ^【4】蒙文通说的“汉族以外之民族”，即是苗族也。

对于学界为什么称“东蒙”人为泰族，称伏羲为泰皇、泰帝？为什么历代易王要封泰山？王大友在《三皇五帝时代》中考证说：“伏羲氏以豫西山地和汝水、涡水、白龟山、鲁山、舞阳贾湖和泰山为中心居邑。泰山于中国，并不是特别高的峻岭，为什么历代易姓而王，非要封告泰山呢？管仲《封禅书》谓古易姓而王封泰山的有七十二家。泰山之所以如此重要，是由于中国的文明教化，起始于泰岱三区一带的羲皇，以泰山一带为中华民族的发源地。‘盖中国原始民族起于东方，东方尤其泰、岱一带为其故土，木土水源，血统所出，泰山巍然，故凡得天下者，易姓而后，必告泰宗，示不忘本，犹其祭告宗庙之义。泰山者，若祖若宗之所自出，亦犹宗庙也。’封禅的场、坛就是祭祀天、地、人祖的宗庙。羲皇缘泰山而起，为泰地之皇，故又称泰皇。以泰山为祖国，泰地之君为泰皇。易姓封王，封吿泰山，旨在取得合法王天下的正统权：王者承认自己为羲皇的继承者，黎民或异族血统方始承认其政权。”^【5】我们认为，王大友先生的考证，应该是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

吕思勉的《中国民族史》中说：“‘《史记·六国表》：或曰：东方物所生，西方物之成熟。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6】我们也认为，《史记·六国表》记载是符合中国早期历史实际的。

林惠祥在其著的《中国民族史》说：“夷或曰东夷，以其居于华夏系之东也。《说文》：‘夷东方之人也，从大，从弓’。”“东夷之种属至今未明。”可看出，林惠祥没有把“夷”或“东夷”归于华夏系，或许是受到时代的限制，他认为“东夷之种属至今未明”。^【7】如前所述，我们认为上古居于东方的是“东蒙”伏羲太昊部族即古苗人，华夏族入主中原后，至夏商周时代被称为“东夷”的人们，是上古“东蒙”人的族裔，经历春秋战国，直至秦始皇统一中国，被称为“东夷”的人们全部地融入到华夏族中去了，也可能有一些融入到百越或其他族团中去了。东夷之种不是至今未明，东夷之种是“东蒙”即古苗人。

杨娟、杨庆林等著的《中华民族通史论纲》则考证说：“中华民族经历了上万年至数万年，这个发展进程从未中断，炎帝、黄帝、蚩尤时代并非起点，向上溯还有很长时期的历史，这段历史对中华民族的发展至关重要，是真正的中华民族起源阶段。当时(炎、黄、蚩尤时代之前的历史时期)中华民族的古人长期生活在华北平原、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他们尚处于未分裂的状态，我们将这些中华古人称为古苗人，将他们生活的那段历史时期称为古苗人时期……古苗人时期起始于古代伏羲时期……古苗人的栖息地是华北平原、黄河中下游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这些地区就是后来的古华夏的区域。”^【8】

我们重复引用夏曾佑的话来说，“古时黎族散处江湖间，先于吾族，不知几何年。至黄帝之时，生齿日繁，民族竞争之祸，乃不能不起，遂有炎帝、黄帝、蚩尤之战事”。正因为遂有炎帝、黄帝、蚩尤之战事，古苗人的栖息地华北平原、黄河中下游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地区，后来才成为了古华夏的区域。王献唐所说的“东蒙”人伏羲时期，是中国可考的历史，是中华文明中华民族最早最大的一个历史源头。

王钟翰主编的《中国民族史》中则说：“海岱地区的新石器文化，是太昊、少昊两大部落集团的文化遗存；而太昊、少昊两大部落集团，一方面有一部分与来自黄河上游、中游的黄帝部落集团融合，构成华夏民族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泰山周围及其以东至海、以南至淮的诸部落，仍按其固有文化传统发展，即夏商周三代的东夷。先秦文献中的东夷，专指今山东省及淮河以北那些非华夏方国和部落，即分布在今山东、苏北、淮北地区。它们的文化直接继承海岱地区的新石器文化，继承山东龙山文化发展的岳石文化一般即认为是夏代东夷的文化；它们的族源直接继承两昊部落集团，直到春秋时期，在今山东、苏北、淮北还留存着两昊苗裔仍称为东夷的许多方国。但不能反过来简单地称海岱地区的新石器文化为“东夷史前文化”，也不能简单地说两昊集团就是“东夷部落集团”，因为当时尚未出现夷、夏的区别，而且海岱地区的新石器文化与两昊部落集团也是华夏民族的重要来源之一。夏与商均与三代的东夷有一部分共同的渊源关系。到秦始皇统一时，三代东夷的苗裔，都已融合于华夏民族之中。”^【9】

王钟翰等肯定了海岱地区新石器文化是太昊、少昊两大部落集团的文化遗存，后来两昊集团一部分与来自黄河上游、中游的黄帝部落集团融合，构成了华夏民族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最早融合的部分，应该是涿鹿大战黄帝打败蚩尤后的部分融合。在涿鹿大战之前，黄帝部落集团的势力，还没有到达两昊集团地区。我们特别注意到，王钟翰等认为，“泰山周围及其以东至海、以南至淮的诸部落，仍按其固有文化传统发展，即夏商周三代的东夷，它们的文化直接继承海岱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它们的族源直接继承两昊部落集团。夏与商均与三代的东夷有一部分共同的渊源关系。到秦始皇统一时，三代东夷的苗裔，都已融合于华夏民族之中。”正因为部族之间的融入与文化的融合，不属于华夏系而又早于黄帝的伏羲太昊及其原始部族，才被中国史籍记载下来了。

石宗仁在《荆楚与支那》亦考证说：“苏南有茅山，苏北有苗山，亦是苗蛮族‘族之所在，地名随之’的遗存……‘茅’‘苗’音转，茅山即苗山……山东省南部有蒙山，安徽北部有蒙城，砀山县有芒山，河南永城县(与淮北市邻近)有芒山。蒙山、蒙城、芒山等地名群落在鲁、皖、豫交边地区，均与苗族族称有关……今贵州、云南苗族，仍自称为蒙，为芒……正如《民族词典》所释苗族自称为蒙为模，模亦为芒，牟蒙芒蒙同一族称之异译也。古时蒙城有蒙人(即蛮人苗人)，故曰蒙城，亦即蛮城。牟、蒙、芒当是同一苗蛮族自称在鲁、皖、苏、豫大地上的残存。”^【10】

苗族属于上古“东蒙”人的伏羲太昊集团，在后来的少昊氏衰落后，以蚩尤为首的九黎集团发展起来了。著名的涿鹿大战，黄帝打败强大的蚩尤，九黎部族部分融入黄帝族，没有融合的部分逃窜至长江流域，后来华夏集团的尧舜禹又不断征讨三苗，秦国灭掉楚国，上古“东蒙”古苗人的后裔，绝大部分都融入到华夏族即汉族中。正如王桐龄在《中国民族史》所说：“后来苗族子孙，有一大部份完全同化于汉族；其中不肯同化之一小部分，逐渐迁到中国西南各省(云、贵、广西、云南等地)深山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不肯与汉族杂居，不肯与汉族结婚，文化程度逐落后于汉族之后，到现在反成为不开化之民族矣。”^【11】这就是苗族前期辉煌后期悲壮的发展历史。

石宗仁在《荆楚与支那》中还说：“我国著名学者闻一多先生认为：‘伏羲本是苗族的祖先，楚人所以祀他。’这不仅道出伏羲、女娲是苗族的祖先，还指出楚人同伏羲、女娲与苗族，有着民族学意义上亲缘关系。”^【12】

侯哲安在《中国南方古代传说人物考》中也考证说：“伏羲女娲及其后裔的分布，与考古资料相印证，不仅与大汶口文化有密切联系；而且与江汉地区新石器时期屈家岭文化同样联系着的。还应当看到伏羲女娲分布地区不是没有其他的氏族和部落，伏羲女娲及其后裔不过是我国东部南部比较著名的部落联盟。其中一部分与其他族融合，随后形成了一个民族(汉族)，其余的部分一直成为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但与汉旅的相互影响是长期的、广泛的，这就充分证明了中华民族的整体性。”^【13】

刘起釪在《古史续辨》中又考证说：“在华夏族的神话传说里，原来并没有伏羲，只在战国末期的传说里，出现了一位熟食之神，称为庖牺；女娲则原是男性神，后来关于他的传说主要只有补天奠地以泥土造人的故事。而伏羲、女娲这一对则是苗族的始神，相传他们的族是在洪水之后由伏羲、女娲兄妹结为夫妇诞生出来的。此说由芮逸夫《苗族的洪水故事与伏牲女娲的话传》始倡之，闻一多的《伏羲考》盛赞其说并详加证成之，应是可信的。由于古软唇音读重音，‘庖牺’ 与‘伏羲’二者读音相同，经过民族的交往，于是苗族伏羲的故事就完全依附到华夏族庖牺的身上了，从此伏羲、女娲兄妺结为夫妇传衍人类的故事，就并入汉族的古史传说而盛行汉代了。”^【14】

伏羲女娲的传说之所以在战国时期比较盛行，与当时的民族融合形势和百家争鸣的学风有关，这一时期学术文化有较大的发展，人们要求探索社会发展规律，大量搜集民间传说，纪之于书。伏羲女娲不是无稽之谈，而有所本，从民间传说反映到历史文献中来。《庄子》记载伏羲女娲传说，最为详细，《人间世·大宗师·缮性篇·田子方篇》都提到伏羲。庄子是楚人，《左传昭公十七年》说“陈太皞之虚也”，说明伏羲在楚，所以伏羲传说最先或最普遍地保留在楚国境内各族人民的记忆中。而春秋战国时期，苗族正是楚国的主体居民。所以马长寿说：“中原神话中的包羲与女娲原为楚籍，系楚中苗族创世之祖。”^【15】

伍新福在《中国苗族通史》中考证说：秦汉以前的文献史籍均肯定太皞即伏羲，直到清代才有人提出异议，认为伏羲非太皞。但无论两者的关系如何，以伏羲氏为东夷集团的始祖则是一致的。这同苗族关于始祖的传说和崇拜也恰好相吻合。各地苗族都流传着有关洪水漫天和兄妹结婚繁衍人类的古歌传说，内容大同小异。据说，远古时洪水泛滥，淹没了地上的一切，只有兄妹俩个坐进一个大葫芦瓜里，才幸免于难。洪水退后，兄妹通过对山滚磨盘等方式，遵循天意，成婚生子，使地上重新有了人类。闻一多《伏羲考》认为，“伏羲”即“葫芦”，女娲即“女葫芦”。伏羲女娲，正是苗族所崇拜的繁衍人类的始祖神兄妹俩。如清初陆次云《峒溪纤志》载：“苗人腊祭曰报草，祭用巫，设伏羲女娲位”。所谓伏羲女娲，在苗族民间又俗称“傩公傩母”。至今苗族地区举行“还愿”祭典时，仍于中堂设傩公傩母的木雕衣装神像。又据《世本·作篇》等史籍记载：“女娲作笙”，“以为生发之象”，即纪念人类繁衍之意。宋代朱辅《溪蛮丛笑》记载，苗族仍以葫芦为笙。现在苗族的芦笙虽已改用木制的斗，竹管数目也有减少，但喜欢吹芦笙的古俗依然盛行于苗族之中。这同崇拜伏羲女娲显然也有联系。此外，史籍还记载，伏羲氏和东夷，以凤鸟为图腾，加以崇拜，而苗族的古歌说，是凤鸟孵化“蝴蝶妈妈”生下的l2个蛋，生出了虎豹、蛇虫和人类。^【16】

法籍耶稣会士，神学家兼著名汉学家戴遂良牧师，1903年著有《历史文献》，1919年著有《历代中国》。他在《历史文献》中说：“史前期在中国出现的野蛮人被叫做‘夷’。”而在《历代中国》中则改变说：“他们则叫做‘苗’。”他还强调说：“有三个人的名字，可以用来概述中国的史前历史—伏羲、神农、黄帝……相继经过人类发展的三个文明阶段后，就到了中国古代帝国的时期。”^【17】

郭克煜等著的《鲁国史》中考证说：“在古史传说中，曲阜一带属古夷人(应为古苗人或东蒙人)居住地，有关东夷人的最古传说是太昊的事迹。太昊或作太皞，因为他曾作网罟田渔以备牺牲，故又称为伏羲氏，又作庖牺氏，即发明熟食之人的意思，他是继燧人氏之后的上古‘帝王’，是八卦的创立者……其后春秋时有任(今山东菏泽东北)、宿(今山东东平境内)、须句(亦今东平境内)、颛臾(今山东平邑境内)等小国，皆在今曲阜周围，由此可以推测太昊也是生活在曲阜一带的。”^【18】

杨万选在《贵州苗族考》中说：“据典籍所载，中国土人，实为苗族……苗族为中国最古人种。”^【19】

南宋大儒朱熹，根据司马光《资治通鉴》、《举要历》和胡安国《举要补遗》等书，编篡出《通鉴纲目》，列出中国早期历史纪年表：伏羲游牧时代——公元前4477年；神农农业时代——前3217年；黄帝建立帝国半史时代——前2697年。可见，上古“东蒙”人的伏羲太昊时代，是中国可考的历史，是上古“东蒙” 古苗人时期，也是中华文明中华民族的发轫时代。

苗族源自“东蒙”即“伏羲太昊部族”，不是说苗族是“伏羲太昊部族”唯一的后裔，事实上，苗族只是上古“东蒙”人蚩尤与炎黄逐鹿中原的风姓集团那一支的后裔。上古“东蒙”即伏羲太昊部族也是后来华夏族即汉族的一个重要来源。

参考文献：

[1]王献唐：《炎黄氏族文化考》第297-307页，青岛出版社2006年9月第1版。

[2]洞庭西子·苗青：《苗族文学论稿》第289－290页，现代出版社，2015年版。

[3]蒙文通：《古史甄微》

[4]蒙文通：《古地甄微》第1–3页，巴蜀书社，1998年版。

[5]王大友：《三皇五帝时代》(上) 第103－104页，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5年版。

[6]吕思勉：《中国民族史》第12页，岳麓书社，2010年版。

[7]林惠祥：《中国民族史》第49页、第57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版。

[8]杨娟、杨庆林、敖尔美：《中华民族通史论纲》第35–37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版。

[9]王钟翰：《中国民族史》第79–8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増订本)。

[10] 石宗仁：《荆楚与支那》第124－125页，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

[11]王桐龄：《中国民族史》第5–6页，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版。

[12] 石宗仁：《荆楚与支那》第30页，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

[13]侯哲安：《中国南方古代传说人物考》，见贵州省民族研究所编《民族研究参考资料》第6集。

[14]刘起釪：《古史续辨》第3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15]马长寿：《苗瑶之起源神话》，载中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南方民族史论集》第2集(1996)。

[16] 伍新福：《中国苗族通史》第6页，贵州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

[17]参见萨维纳《苗族史》第143页，贵州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18]郭克煜等著：《鲁国史》第31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9]杨万选：《贵州苗族考》第9–10页，贵州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石朝江 

我国资深的苗学研究专家，贵州省社会科学院二级研究员，贵州省文史馆馆员，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巡视员，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学会学术顾问(原副理事长)，贵州省苗学会原常务副会长等.